今天我要带大家赏画。什么画？那些人类历史上关于动物的“灵魂”画作。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位修士，人称“巴黎的马修”（Matthew of Paris），他参考1255年法国国王赠送给英国国王的大象，画出了上面这张画。在今天看来，这张画随便哪个小学生都能画得出来。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举行画大象比赛，这张画可以拿头等奖。
实际上欧洲人很早就见过战象，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希达皮斯河（Hydaspes），就跟印度的战象打过仗。但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几乎没有目睹大象的机会了。画大象的人，就只能靠着故事里模棱两可的叙述和奔逸的想象力，脑补出自己心目中的大象。
在人们不了解一种动物，又强行想要“还原”它的时候，往往会诞生出非常迷的“灵魂画作”。在今天看来，这些画很可笑，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来看，都是有深刻的背后原因的。中世纪的画家，为什么要画大象这样跟他们毫无交集的动物呢？他们的目的，其实主要是给动物寓言做插图。中世纪的动物寓言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借助动物来讲述基督教的教义。著名鸡汤“老鹰重生”的原型，就是一篇中世纪的动物寓言。
在动物寓言里，大象的形象大多是很正面的，非常有绅士风度，公象对母象也很尊重。实际上，动物寓言里的公象实在是太有“绅士风度”了，在需要繁殖的时候还得借助一点特殊手段。想要小孩的母象，会给公象吃一种叫曼德拉（Mandragora）的植物，然后公象才有兴趣交配。在今天看来，这个故事很扯淡。母象大约四年才有一次受孕的机会（妊娠期就有22个月），是绝对的稀有资源，她根本不需要主动出击。
听到发情母象发出的低频声波，周围方圆好几公里的公象都会赶来。而且，求偶的公象暴躁得像火药库一样，随时准备大打出手，根本没有“绅士风度”。
除了灵魂画作，人们还制作过灵魂雕像。这只犀牛名叫“错金云纹铜犀尊”，制造的时代是西汉。即使再不懂艺术的人，也能看出它造得非常“像”，作者肯定对犀牛很熟悉。相比之下，这一只犀牛的造型就比较“灵魂”了。这件“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的雕塑，来头非同小可，它是于谦大人——不是说相声的于谦，而是明朝的大臣于谦——任河南巡抚时，在开封监督铸造的镇河铁犀。古人是不是只有灵魂作品呢？也未必。
众所周知，乾隆爷的审美很“迷”，诗写得既多又烂，还到处乱盖章。但他又很爱艺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下令让宫廷画家画了一幅异国珍禽的画，挂在圆明园的“染霞楼”。这张画后来收入了宫廷画家余省和、张为邦绘制的《鸟谱》。让乾隆爷情有独钟的珍禽到底是什么呢？某种意义上，它倒是很合乾隆的迷之审美，因为它是一只鹤鸵（Casuarius spp.）。
鹤鸵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周边的海岛上，号称世界上最凶残的鸟，身高可达1.5米，脚爪像匕首一样尖锐，被它踢一下，后果是很可怕的。乾隆大概不知道鹤鸵有多凶残。他很喜欢这种怪鸟，还亲自写了关于鹤鸵的短文和诗。在诗文里，乾隆将鹤鸵称为“额摩鸟”，说它是随着外国海船到中国的，非常温顺，人可以走近去“盘”它，就差在它身上盖章了。乾隆的审美虽然很迷，但把鹤鸵收入《鸟谱》，是相当聪明的一件事。
编制《鸟谱》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清宫大臣希望通过这部画册，增长统治者的见识，了解国内外的地理环境。所以《鸟谱》非常注重还原真实的鸟类，许多画是照着标本绘制的，画工极为写实，严谨性堪比科学书籍。《海底两万里》插图里的巨鱿鱼。这张画是凡尔纳的著名小说《海底两万里》的插图，画的是大王乌贼（Architeuthis sp.）——世界上最长的软体动物，全长可达13米。
虽然叫“乌贼”，但大王乌贼实际上属于管鱿目，也就是说，它是鱿鱼的一类。巨大的身体、奇特的外貌和神出鬼没的生活习惯，让大王乌贼充满了传奇色彩。北欧传说中，挪威、格陵兰和冰岛的海域里有一种大海怪，名叫克拉肯（Kraken），它的原型很可能是大王乌贼。
在现实世界里，活的大王乌贼和活人相遇的机会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互相伤害”了。海洋生物学家埃尔德里奇（Frederick Allen Aldrich）为了找一只大王乌贼做研究用，还发布过悬赏。直到2004年，两名日本动物学家才第一次拍摄到活的大王乌贼。大王乌贼只是于人无害的动物，但人们对神秘的深海触手怪仍然充满恐惧。于是，人们又想象出了新的怪物，取代“克拉肯”的位置。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