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文化的版图上，粤东的潮州地位十分重要。大名鼎鼎的粤菜就由广州菜、潮州菜和东江菜共同组成。《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隋废郡，改置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往者，倭寇阑入则警戒东南，奸宄伏藏则张皇西北。郡盖非闲暇之地矣。”
自汉代起，潮州就是中原、浙闽等地移民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今天潮州话多有闽南语的音调和中原古音余韵即是明证；至唐初，潮州成为国家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以潮州为起点的海上贸易得以蓬勃发展，清乾隆《潮州府志》就有“国家承平久，山与海殖百货滋丰，五方商旅莫不辐辏于潮”的记录。
历史上，潮州曾辖今潮州、揭阳和汕头等地，行政区域较今天宽广。潮州瓷器和中国海外贸易的研究大家、当代著名潮州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自豪地指出，古潮州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门户。仅有清一代，下南洋的潮州人就多达百万，他们中的不少优秀代表已成为当今东南亚各国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贾。这座因“潮水往复”之意而得名的岭南古城，借助背靠大陆腹地、面朝南海的地理环境，培养出了名扬世界的“潮商”，成为海上丝路的关键节点。
无论何时，只要走进潮州，人们总能深切感受到这座南国古城浓浓的“韩”意：韩江、韩山、韩木、韩山师范学院……无论是穿越城区的河流、巍峨高耸的绿山，还是枝叶茂密的树木，甚至是高等学府，人们都对它们冠以“韩”的名字，以此来纪念唐代大文豪韩愈。
在潮州，当人们提及韩愈时，都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其为“韩文公”。正如杨万里的《韩山》诗所云：“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1000多年前，时任大唐帝国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为反对唐宪宗崇佛而遭到贬谪。在那个皇命如天的年代里，已经52岁的韩愈也只能离开繁华的长安，来到了遥远的潮州。他于“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州……是年十二月去潮”。
尽管在潮州仅8个月，但韩愈却一改潮州蒙昧落后的风貌，让潮州成为文风鼎盛的南海名城。清乾隆《潮州府志》称赞说：“自昌黎兴教以来，岭东山川久已爛然有光气。士习民风骎骎日上，无愧海滨邹鲁矣。”现今潮州的报刊也以“韩愈之不幸潮州之大幸”为题，怀念韩愈对潮州的贡献。人们都说，因为韩愈的到来，潮州有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耕读风俗。
那么，那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韩愈究竟在潮州做了什么，让潮州人既能为他“江山改名”，又能给他“建庙筑祠”呢？史载，他在潮州做了四件大事，即杀鳄鱼、兴水利、赎奴婢和办教育。我们知道，韩愈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斗骈文，提倡古文风；斗藩镇，维护中央集权；斗佛法，尊崇儒家思想。然而对潮州百姓而言，韩愈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斗鱼。
《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说，潮州的恶溪（后改名韩江）里鳄鱼众多，不时袭扰两岸百姓，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并因鳄鱼出没而生计维艰。韩愈来到潮州后，多次到河边勘察，他先礼后兵，先在河中投放一猪一羊祭祀鳄鱼，然后写下祝词劝鳄鱼离开：“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命使。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
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乃止。其无悔。”听韩愈口吻，似乎是与鳄鱼商议，其实是以天子之命、中央之威下逐客令。斗鱼的结果自然大快人心：“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从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之患。”事实上，仅凭一猪一羊一篇祭文就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鳄鱼之患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情愿相信，韩愈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和他所带来的中央政权的威慑力，能扫除长久盘踞在潮州上空的落后与蒙昧之风。
韩愈公祠由潮州市中心过韩江向东，一座占地颇为辽阔的山体兀然而立。山顶有三峰，远望犹如笔架，韩愈在潮州期间不时登临，后来当地老百姓将这笔架山改称为韩山。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率先在此建韩愈祠；随后大文豪苏东坡也前来为韩愈“打卡”，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碑文中写道：“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随着庙宇祭祀的延续，韩愈作为神灵的地位日益巩固，除了祈雨抗旱护佑生灵，韩文公庙还衍生出祈求生子的功能。清代前期檀萃在《楚庭稗珠录》记述说：“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庙祀处处有之，有求无不应者……直视公为多子母矣！”从唐代的斗鱼“猛士”，到宋代的“雨神”，再到清代有求必应的“送子观音”，韩愈在潮州人心中早已由人到神，早已化作呵护潮州的精神力量，也难怪这南国古城“韩”意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