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这一年里你有什么新的打算、新的计划呢？也许你需要一本好的日历，然后在上面标注各种新立的flag，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说到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古代的历书。在中国古代，历书除了用来查询日期之外，还有着一些其他用途。
古时历代王朝每年都向统治的地区和认同王朝统治的周边民族政权颁赐历法、宣布正朔，即颁布历日（历书）。所谓的“正”是指一年之始，“朔”是指一月之始, 厘定正朔是颁布历法的基本内容。正朔的发布与接受是关系到王朝的治权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自古就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历书的发展
1.简牍历书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早期的历书是写在竹简上的，自1975年湖北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有“日书”后，目前已经发现有很多秦汉时期的历书。这类竹简上的历书有着不同的名字，常被后人称为“日书”、“历日”、“历谱”和“质日”等。早期的历书不仅有查询日期的功能，还有“记事”的功能，由于当时的历书很贵重，一般的老百姓是用不起的，通常只有官员才拥有。
官员们经常在历书上记录各种公务活动，以及出行记录等信息，同时还兼及一些私人活动。例如，在岳麓书院保存的秦简中就有一份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质日”，里面就有这本历书拥有者记录的从南郡往返咸阳的旅行记录，其中还提到有大量的当时地名。
岳麓书院藏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竹简“质日”（图片源自：《岳麓书院藏秦简（壹）》）
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历谱（该历谱具有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将六十干支按照顺序围成一个长方形，从而将一年的历日聚集在一块木牍上）（作者供图）
后来历书的内容逐渐丰富，除了包含有年、月、日等日期信息外，还包含有节气、太阳所在宿次、物候、月相、昼夜长度、日出日落时刻等信息。此外，历书还加入了年神方位和历注等信息，这些都是与择日有关的内容，如建除十二值、吉神、凶神和每日宜忌等。也就是告诉人们每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
2.纸质历书纸张被发明以后，人们不再使用竹简来书写历书，而是将其抄录或印刷在纸上。
在敦煌卷轴中，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一些唐宋时期的历书。例如，其中就有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年）的具注历日，这份历书是五代后唐敦煌地方政权自编的历日，原藏敦煌石室，现藏大英图书馆。历书的前面有年九宫图、年神方位、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注及诸杂忌注，另有“葛仙公礼北斗法”和“申生人猴相本命元神”图各一幅，图文并茂。历书还记载有日期、干支、弦望（即月亮的月象）、节气、物候和昼夜时刻等信息，内容已经相当完备。
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年）具注历日（图片源自：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大宋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图片源自：台湾省“国家图书馆”）（宋代负责编历的部门是太史局，这一年的历法是由当时的保章正谭玉等人负责推算，奉旨颁赐施行）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民族的融合，除了汉文历书，朝廷还特意编印了满历、蒙历、回历和藏历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历书。
大明弘治元年（1488年）大统历书中的年神方位图（作者供图）
清代满文时宪历书中的年神方位图（作者供图）
历书的颁布在古代，颁布历书的过程也是一种隆重的仪式，历朝对颁历都有严格的要求。
明代沈德符记载，历书印好之后，每年十月初一都要举行盛大的颁历仪式，“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虎拜于廷者，例俱得赐”。在清代，每年十月的第一天，文武百官齐聚紫禁城，等待接受皇帝颁布的下一年度历书。这天一大早，大臣们便早早出门，穿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朝服赶往紫禁城。与此同时，钦天监的官员们也护送着这些印制精美的历书，从钦天监来到紫禁城。
历书的尺寸大小和装裱也有所不同，给皇帝、皇后和其他嫔妃们使用的历书都是装潢华丽的特大号版本，封面使用正黄色丝绸，并且还用绣着金线的绸缎包裹着。赏给大臣们的历书封面则覆盖着红色丝绸，在大臣们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后，按品阶高低，依次领取历书。
历书的销售与管理王公大臣们可以从皇帝那得到赏赐的历书，普通百姓就只能自己购买了。早期的历书，由于纸张很贵，印刷术也不完善，一般人家都负担不起。
自宋代之后，历书在民间开始普及；明清时期，每年的历书印刷达到数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基本可以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销售历书所得也是朝廷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以至于官方一直垄断历书的印刷与销售。
在明代，为了防止民间私印历书，每年的《大统历书》（明代的历法叫大统历）的封面还印有防伪官印曰：“钦天监奏准, 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 伪造者依律处斩, 有能告捕者, 官给赏银五十两, 如无本监历日印信, 即同私历”。也就是说，伪造或私刻历书的处分相当严厉，是要杀头的，举报者朝廷还会给予奖励赏银五十两。
大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统历封面（上面印有“伪造者依律处斩, 有能告捕者, 官给赏银五十两”）（作者供图）
历书与科学知识的传播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对民间私编、私印历书的禁令开始逐步放开。当时，一些民间历书和通书开始加入日用类百科知识，甚至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利用出版历书进行传教，介绍西方时政以及科学知识。
例如，美国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等人合编的传道日历《华番和合通书》，从1843年到1853年先后在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连续出版了11年。该通书除了刊载当时发生的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大事，附录有中西历对照，还介绍“东西半球图式”、“日月交食定识文”等科学内容，是当时流通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较为重要的年鉴类工具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华番和合通书》中“日心说”天文知识（图片源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从1852年起，《中西通书》也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由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人编著。这些通书颇受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近代中国人最早“开眼看世界”，了解近代天文和地理知识的窗口。
墨海书馆印1859年《中西通书》（图片源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江南制造局译同治十年（1871年）《航海通书》（作者供图）
辛亥革命以后，中央观象台最初仍根据清代《历象考成后编》推算历书的合朔节气，编制《中华民国历书》。自民国三年（1914年）起，便不再使用旧法，而是参照外国天文年历，用现代方法计算，这时的历书已经涵盖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历书（图片源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