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1月20日18时19分，曾于2015年接受全国首例人子宫移植的患者杨华（化名），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平安产下一男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四年前的2015年11月20日，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专家团队运用首例机器人辅助子宫切除术成功将43岁母亲的子宫移植给22岁“先天性无子宫”的女儿杨华。移植前，专家团队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杨华形成14枚胚胎并冻存，为后续孕育子女做好准备。
一年前的2018年6月13日，该专家团队通过对杨华移植子宫连续监测，改善其子宫内膜情况，为胚胎着床做好准备。在超声“慧眼”精确指引下，冷冻胚胎被植入。14天后，复苏胚胎着床，杨华成功妊娠，这已是第五次尝试。妊娠早期，杨华出现妊娠剧吐、先兆流产的症状，妊娠中晚期出现胎儿生长受限，先后4次住院进行保胎等治疗。
为避免足月的胎儿对移植子宫造成压力，使分娩风险增倍，专家团队选择在孕33+6周进行剖宫产手术，手术圆满成功，历时1小时6分钟。据了解，新出生的婴儿身体各指标正常，体重2kg，身长48cm。剖宫产手术结束后，专家团队没有立即摘除子宫，杨华夫妇还计划着孕育二胎。
据介绍，该专家团队已经不是第一次尝试该项新技术，已成功实施2例人子宫移植。只是另一例的子宫供体不详。但是，杨华的子宫明确来自其母亲，细究起来，杨华与她初生的儿子都出自母亲的子宫，如果将这一子宫命名为“英雄”，“英雄”孕育了杨家两代人。于是，同宫异代的伦理问题便浮出水面。
其实，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遭遇同宫异代问题。
十年前的2009年11月26日，在东京，27岁的饭岛夏美女士和她53岁的妈妈阿部阳子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政府赶紧制定相关法律，解决她们遇到的生殖伦理问题。背景是这样的，饭岛夏美1岁时因病摘除子宫，无法妊娠，又不愿接受“无后”的现实，决定借腹生子，但商业途径遇阻（谈判中遭遇对方溢价，费用无法承受），便改由母亲阿部阳子代孕生育。
孩子即将出生时，阿部阳子、饭岛夏美感到事情并不简单，她们与孩子的关系出现了困惑，阿部究竟是孩子的妈妈还是姥姥？饭岛是孩子的母亲还是姐姐？虽然遗传学关系十分清楚，但生育关系则是混乱的。“同宫异代”这个新的家庭伦理关系出现了。
很显然，杨华与饭岛虽然同属同宫异代，但具体情形却不一样，子宫“英雄”经历过一次人工（技术性）搬家，从母亲身体移植到女儿体内，按照中国人“娘肚子”生育的认知，子宫虽为一个，但娘肚子换了。而饭岛的困惑在于娘肚子没换，是同一个。于是，饭岛属于借（母）腹生子，杨华属于自主妊娠。
在当下，借腹生子的代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招募，一种是亲人（母亲、姐妹）供体，前者受到更大的舆论非议（如出租子宫的代孕与出租阴道的卖淫有何差别），各国的法律许可也存在种种阻碍（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州法律许可），在我国，法律并未许可开展这项服务。很显然，子宫移植的道德争议相对少一些，如果是家庭内解决供体问题，家庭商业代价问题也相对减弱了，但伦理问题依然存在。
比较而言，人们似乎更加倾向于子宫搬家。
子宫从母亲身体移植到女儿体内，也要承担巨大的生理风险（需要三次手术，母亲一次摘取子宫手术，女儿两次，移植与摘除各一次），虽然相较于第三方供体的移植手术排异风险小一些，但手术风险依然不小，杨华妊娠的成功得益于西京医院优秀的多学科团队全程监护。
这里也凸显一个隐形的困境，那就是第三方供体的稀缺，阻碍了子宫移植技术的推进（目前全世界也不过39例），器官移植的供体类型不外乎活体（29例）与濒死患者（10例）两类，时间性与技术成熟度（成功率）都很苛刻，供体的年龄必须是20~45岁健康女性的子宫，濒死期器官捐献的时间窗口更短。
况且，没有谁家的子宫是多余的，因此，子宫移植手术相对于子宫性生殖不能来说，及其稀罕，被称之为“昙花手术”，因为该供体器官存在唯一性，不像肝肾，可以捐赠部分（一叶肝，一只肾）。相对而言，亲属供体是便捷通道。姐妹之间捐献子宫的案例尚未出现（或者未报道），母女之间捐献子宫的案例也很稀缺，这有待于生殖叙事（叙事医学的一支，专门记录人类生殖历程的现场境遇）的发达，才会有更多子宫供体的故事浮出水面。
回到杨华案例，如果她效仿饭岛女士将冷冻胚胎种入43岁母亲的子宫之中，让母亲为其代孕，结果会如何？生理风险显然变小了，但舆论压力、伦理困惑会让她焦虑，无法挺起胸膛做妈妈。伦理困惑相较于生理风险而言，天平倒向何方？当事人、旁观者都各有思量。当然，杨华与家人最后选择了冒险做子宫移植，不仅仅只是规避母亲隔代生育的伦理困惑。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杨华体验了十月怀胎的生命历程。
总之，在我国，约5%的子宫性妊娠不能患者要抵达自主生育的福地，存在路径与方案的选择问题，怎样才明智，怎样选择才符合伦理规范，自我修复（子宫移植）方案与借（租）腹生子方案，孰优孰劣，理论上可以自由争论，实践层面还需要法律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