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纵贯浙东沿海的世纪工程“三门湾大桥”即将竣工通车，成为我国沿海高速网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三门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海湾，在晚清时期曾名噪一时，一度掀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外交风波，起因就是意大利蓄意强行索租三门湾事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正流亡日本的康有为还兹念不忘三门湾，作有《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感慨“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
涛声怒断浙江潮”。拨开迷雾，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历史的真相。
相较于清政府而言，浙江对意大利索租事件的态度发生过较大转变。意大利人初来浙江时，当地民众并不知晓其所行目的，还视如一般外国商民，争相与其贸易，可谓“彼此交遗，一如戚友”。后听闻意大利意欲索租三门湾时，浙江顿时民情汹汹，表示强烈反对。
事实上，清政府对此事件表面强硬，但暗地里又不敢得罪意大利人，还昭然宣称“朝廷不为遥制”，由浙江地方署衙全权处理，且“不必顾虑”。浙江巡抚刘树棠处于两难境地，一则严防意大利人突袭浙东沿海；二则又处处留心，切不可率先开衅，有悖朝廷旨意。经过一番思虑，刘树棠认为只有采取陆地防守、诱敌上岸的制敌之策，才能避其锋芒。在他看来，仅意大利一国尚不足虑，倘若意大利联合其他国家合谋，则形势危急。
意大利妄图索租三门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方民间舆论纷纷谴责。宁波的《德商甬报》接连登载了《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意大利近政略述》《西报论意索三门》《意国说略》等文章，一方面介绍意大利蓄意攫取三门湾的情况，认为“意之索地乃无端之索也”，“其意以为中国将分，捷足先得”。倘若不加阻止，其他列强便会“接踵而起，意图效尤”。
另一方面，深度分析英、法、俄、日在对待意索三门湾问题上的矛盾，使得帝国主义间的背地勾当昭然若揭。为了使民众更加了解三门湾的情况，1899年4月19日，《德商甬报》还刊登了《附送三门湾图告白》。
在各方的强烈反对声下，意大利政府不得不放弃索租要求，妄称驻华公使萨尔瓦葛向清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非政府本意，决定将其召回。为此，意大利政府还对外发表声明，诡称“无意要在中国推行侵占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扩展商业的政策”，以期挽回尽失的颜面。
尽管这一事件就此作罢，但对中意两国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意大利此举的失败，导致内阁政府的垮台，国会于1899年5月重点讨论这一问题。政府的行动受到了议会的严厉批评，佩卢于5月14日改组内阁政府，撤换外交部长卡瓦内罗，重新起用前部长韦诺斯塔。此举也使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其荒诞无理的行径已成为欧洲各国的笑柄。不久，由于频繁调拨军费导致财政困宥，意大利国内又爆发了人民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
民国时期三门湾的开发。随着晚清索租风波的平息，三门湾逐步在民众的视线之中“消失”。清末，外交家钱恂在出访意大利后，得知其索租之缘由，便向清政府提议，将三门湾增辟为军港。不久，宁波士绅张嘉禄向清政府奏请，开埠三门湾，以利通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尚且自顾不暇，何谈开发三门湾。直至民国初年，三门湾才再度引起各界关注。北洋政府时期，不少南洋华侨想在三门湾建立模范自治农垦区，并开始四处游说。
孙中山也对三门湾寄予厚望。1916年8月，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结束了第二次流亡生涯，返回祖国。孙中山与胡汉民、邓孟硕、朱卓文、陈去病等人乘建康舰考察象山港和三门湾，对三门湾的物阜民丰留下了深刻印象。孙中山在其宏伟蓝图《建国方略》中，提出将三门湾以北的石浦建立为“东方第九渔业港”，进而发展为“实业大港”，认为“得此地自开商场，必胜宁波矣”。近代时，三门湾真正迎来大开发应当是1929年。
当时《申报》刊载了一则信息，主要记述地方士绅呈请开辟三门湾的公告，提出：“开辟三门湾一事早经浙江省政府决议，此前有庄崧甫查勘报告在案，唯迄未为见诸实行。兹有宁海县民胡佩珍呈请省府，速为开辟三门湾，设置县治，完成富庶之区，不难与港沪齐驱，并愿捐助三门湾县政府公用，不收价费，以表欢迎建设三门湾之意。”许廷佐奔走呼号，发起筹建“三门湾开埠公司”，自任经理。
他还聘请比利时规划师进行设计，拟定开发三门湾的宏大蓝图，包括修筑10里防洪堤，围涂16万亩，建设三门港。他还提议修建由三门到义乌的铁路以及由三门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公路，同时创办造船厂、机械厂、采矿场、飞机场等。许廷佐以私产作抵押，借政府公债50万元，建设了益利码头、堆栈、旅馆等，上海百余名商人闻风赶来考察。令人扼腕的是，许廷佐在上海创办的轮船公司因遭人劫持，官司缠身。
眼见后续开发三门湾的资金难以为继，商人们只得偃旗息鼓，撤资停建。许廷佐也因忧愤成疾，不久病逝于上海。1937年3月，正值全面抗战前夕，浙江省政府再度倡议开发三门湾，并要求省建设厅详细规划，还修缮了海湾公路，以俾利交通。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三门湾的开发不得不戛然而止，直到1949年后，三门湾才得以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