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刚果（金）妇科医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人士纳迪娅·穆拉德，以表彰他们为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德尼·穆奎格和纳迪娅·穆拉德，前者是受害女性的保护者，奉献了他的一生来治愈性暴力受害者身体与心灵的伤痕；后者是战时性暴力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向公众控诉了雅兹迪女性所遭受的残虐对待。他们都“将自己的人身安全暴露在风险中”，打破国际社会长久以来的沉默，唤醒世人对在战争中被忽视和遗忘的女性的关注，并对抗这类战争罪行。
刚果（金）战争爆发以来，一支又一支的武装部队——无论是武装民兵团体还是政府军，轮流控制着大量村落，性侵当地女性，将她们的身体弃如敝屣。没有人知道遭到强奸的妇女的确切数量，刚果（金）东部地区甚至有着“世界强奸之都”的恶名。
1999年，在战火纷飞的南基伍省，满怀医学热忱的德尼·穆奎格创立当地首家专业妇科医院——潘济医院。20年间，德尼·穆奎格和潘济医院的工作人员治疗了超过5万名性暴力幸存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不到一岁的婴儿，而这个数字与整个刚果（金）受性侵害女性群体的数量相比仅仅是沧海一粟。
德尼·穆奎格意识到：强奸正被武装者作为一种策略，以恐吓和驱逐整个社区，“当强奸被用作战争武器时，其影响不仅在于摧毁女性身体，还会摧毁她们的精神，甚至人性”。2011年，德尼·穆奎格和其他活动家一同在刚果（金）创立“喜悦之城”项目，为曾经受到性暴力的女性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会经济援助，并鼓励她们成为社区的领导者，将伤痛转化为一种不断扩散的力量。
多年来，德尼·穆奎格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刚果（金）及其他战乱国家女性的命运。因为“正义是每个人的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战场士兵，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共同承担着打击战时性暴力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旁观者”的德尼·穆奎格在目睹女性的苦难后伸出援助之手已经难能可贵，与他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纳迪娅·穆拉德，作为战时性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则经历了更艰难的内心斗争。
纳迪娅·穆拉德是伊拉克雅兹迪人，雅兹迪教派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教派，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仇视。2014年8月，“伊斯兰国”攻击伊拉克北部，意图消灭雅兹迪人。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数以万计的雅兹迪人被迫逃离家园，而年轻女性，包括未成年女孩，则被当成“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性奴”而遭到囚禁，被反复强奸和殴打，丧失自由和尊严。
“摩苏尔漆黑的天空，皮鞭落在我所盖着的毯子上时的感觉，努力寻求帮助而无果的循环往复……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彼时不过21岁的纳迪娅·穆拉德经历了怎样的苦痛。”每一次谈论被囚禁为“性奴”的3个月里的遭遇时，纳迪娅·穆拉德都仿佛重新经历了一次刺痛心脏的绝望。但是即使自揭伤疤很痛苦，她也拒绝保持沉默，而是把揭露“伊斯兰国”性暴行作为最好的反击恐怖主义的方式。
正如纳迪娅·穆拉德在回忆录《最后的女孩》中所说，她选择站出来，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着像我一样的故事的女孩”。
性暴力正在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被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用以摧毁雅兹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社会，无数受害者在性暴力带来的伤害中挣扎，“如果我们再不发声的话，她们将继续停留在一个被摧残的状态”。然而，直到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820号决议才将战时性暴力纳入战争罪。
什么是战时性暴力？为何它被频繁地作为一种武器使用？女性为何承受了远超过性暴力本身所带来的苦难？虽然正义从来不会缺席，但是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却依然太少，也来得太迟。
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信仰独特，与主体教派信仰不同，这很容易让他们受到迫害。对这一教派的“赶尽杀绝”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雅兹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被杀戮和以暴力强迫其改变宗教信仰的苦难史。
雅兹迪教派是在6000多年前创立，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还古老，它的教义带有原始崇拜的意味，以波斯人的拜火教为主题，后来又掺杂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的元素。雅兹迪教派的教义也带有混合宗教元素的色彩，在信奉一神论的同时，雅兹迪同时相信有7个神灵，尤为崇敬其中的“孔雀天使”，这是他们屡屡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不仅仅是因为孔雀天使的名字Shaytan与魔鬼Satan相似，更和一段传说有关。
性暴力包括强奸、强迫卖淫、性奴役等形式。回看历史，这种原始而野蛮的行为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所有遭受过战火蹂躏的土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才真正意识到性暴力不仅是战争的附属品或是战利品，也作为战争武器被有意识地使用：通常指一方的武装团体针对敌对群体的平民所实施的具有系统性、普遍性，并经过正式策划的性暴力。
由此，性暴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事件或是性别议题，而成为了政治事件，成为军事和民族主义议题的一部分。
决策者将性暴力作为犒赏品，以期激励底层士兵并鼓励更多追随者成为武装分子。
在纳迪娅·穆拉德的叙述中就提到，将雅兹迪年轻女子当作“性奴”并不是某一个武装分子自发的行为，而是武装头目思考周密的计划：有所作为的武装分子可以得到一个“性奴”作为奖励，其他人则要支付费用；性奖赏也被印在了他们的宣传杂志中，吸引新人的加入。其次，征服敌对族群或国家的女性往往被视作民族征服的一部分，大规模的集体强暴能够控制、羞辱和恐吓平民，达到削弱其战斗气势的目的，因此性暴力往往成为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女性面对的战争》一书中就提到：“强暴成为了一种运用广泛的战争武器，它能威慑并控制平民，或在平民与敌人合作时作为处罚使用。”
刚果（金）饱受摧残的女性，集体性暴力也成为种族清洗和灭绝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强制驱逐平民，另一方面破坏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以削弱其重建家园的可能。尤其在后冷战时代，“身份”概念的重要性异常突出。
性暴力对身份建构的作用是双面的：既能强化施暴群体的身份认同，又能破坏受害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大规模的强奸行为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做出了标志性的决议——性暴力行为是种族灭绝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性侵犯构成了摧毁图西族整个族群进程的一个内在部分，强奸是有计划性并只针对图西族女性实施，其动机是试图在整体上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人种、族群或宗教团体等”。
在正从长达13年的内战中缓慢复苏的利比里亚，政府调查显示92％的妇女曾经历过强奸等性暴力。
在刚果（金），性暴力犯罪的泛滥，使其成为对女人而言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南基伍省79％受访妇女表示有过被轮奸的遭遇；70％的受害者表示她们曾在强暴过程中或之后遭受肢体虐待，施暴者甚至会用“将枪管塞入女性阴道，接着发射子弹”的方式杀害她们。“人权观察组织”的报道中提到：“强暴受害者表示真正承受战争后果的是她们的身体。”
虽然我们对战争中的各种罪行口诛笔伐，但是对女性在战争中遭遇的性暴力却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在战争史研究中，女性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被看作是个人经历，被弱化与遗忘。研究二战大屠杀的学者就曾普遍认为性暴力在宏观叙事中显得过于渺小，这也导致直到2010年，《大屠杀期间对犹太妇女的性暴力》才首次系统地揭露了纳粹军队所犯下的强奸、强迫卖淫等罪行。
实际上，在那些主要由男性发起的武装冲突中，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她们不仅家园被毁、亲人离世，还面临强奸等性暴力的侵害和长久的被污名化、被敌视的威胁。某种意义上，性暴力何尝不是一种缓慢的谋杀。幸存者身心受创，同时，因为混乱的性交缺乏安全措施，这些女性有着极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部分性暴力过程太过残暴，幸存者即使逃脱于难，也因此留下永久的伤病。
《作为战争武器的强暴》一书中提到：“女人低落的社会地位是她们如此脆弱的主因，对女性的征服为男人创造了一种明确的剥削途径……女人被迫成为承受男人兽性与挫折的物品。”
法律层面上，在战争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也缺乏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使用强奸作为战争武器的武装团体没有被绳之以法，许多性犯罪的审判最后不了了之。
二战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犯罪十分猖獗，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或是忽略了这些罪行，或是只起诉了负有上级责任的高级军官。冷战中，混乱无序的族群战争和武装冲突更是使对施暴者的追诉难以实现。即使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历史性地首次将性暴力行为定义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国际法的实施效力薄弱，国际刑事法院能否行使管辖权以及如何行使管辖权在实际中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二战期间，在日军和德国纳粹军队内部，性暴力不过是改变了原始的形式，披上了伪装的外衣。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在二战时期，在政府的授权下以军队为主体在东亚各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有20万～40万中国女性被强行征为慰安妇。哈灵顿在《性暴力的政治化》一书中记载，为了避免士兵到军营之外寻求毫无管制的欢乐，德国纳粹也建立了类似的军妓制度。
在占领国，他们或是接管现有妓院，或是组建起新的随军妓院，其中大部分妓女是被强征的受侵略国家的女性。英国诗人达菲在《流星》一诗中将女性的个人命运与犹太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女性所遭受的强暴实质就是整个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
最为严重的是，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营造了一种无形压迫受害者的社会环境：揭露她们在战争中被强奸的经历反而可能被指责，甚至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边缘化。而一旦在性暴力中怀孕，这些妇女和因战时强奸而生的儿童往往被视为武装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附属人员，而不是受害者和幸存者。面对社会的道德审判，受害者成为社会中的沉默者，致使更多的性暴力事件无法浮出水面。时间并不能治愈一切，越是沉默，受害女性的伤口越难以愈合。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并非不可避免。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德尼·穆奎格医生表示他要“与世界各地的女性幸存者和活动家一起分享这个奖项，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性暴力的危害。幸存者需要被承认，国际社会也需要结束有罪不罚的现状”。保护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免遭性暴力侵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义务。只有当女性和她们的基本权利及安全在战争中得到认可和保护，我们才有希望拥抱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因为多次在国际社会谴责包括反叛军和政府军在内的一切武装团体对女性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德尼·穆奎格医生曾遭到暗杀，命悬一线；因为揭露“伊斯兰国”的恐怖面目，并毅然决然将其告上国际法庭，誓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纳迪娅·穆拉德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伊斯兰国”的威胁之下。他们行走在刀锋之上却没有退却，为更多的旁观者、受害者树立了榜样。
授予德尼·穆奎格和纳迪娅·穆拉德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被视为消除战时性暴力行为的一座灯塔——在性别歧视和男性霸权的黑暗中，成为激励所有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