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次在人类生殖细胞上完成基因编辑，并导致了两个婴儿的诞生。科学共同体内，"违反伦理"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更有一百余位华人科学工作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该研究的"疯狂"："（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人胚胎改造）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门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知识分子》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国豫，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对于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讨论，本刊认为迄今为止还有一些核心问题并未涉及，以后将发表更多文章。
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探讨刚刚开始，亟待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欢迎投稿editor@zhishifenzi.com，参与基因编辑的伦理讨论。
《知识分子》：提到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请教生物学家，因为问题涉及晦涩的生物学知识。一些人可能会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直觉，判断是非对错，凭什么要听伦理学家说什么？廖：我们可以把经验世界和道德世界相区分。
科学非常擅于帮助我们找出经验世界的众多事实：太阳会升起，地球会绕着太阳转动之类的。但是在伦理学框架下，我们研究的问题不关乎"实然"，而关乎"应然"，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探究"道德事实"。你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世界上有所谓的"道德事实"吗？我们凭什么说一个人知道某个道德事实，而另一个人不知道？我想说的是，有些道德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
当然了，还有些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们相信任何事都是相对的，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事实。但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假如你看到有个人在折磨一个婴儿取乐，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说"你不该这么做"，对吧？在这时，你做出了一个规范化的论断，一个道德断言。这个道德断言是一个通用断言：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认为，如果谁不这么认为，便是犯了道德错误。如果那个人回答你说，"只是你觉得不该折磨婴儿罢了，我为什么要苟同？
"我们会认为他犯了道德错误。如果你跟我持同样看法，那你也是个道德客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有客观对错的。辛格：伦理不单单是关于我们直觉上会怎么认为。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直觉，其中许多都不怎么合理。比如种族歧视的直觉，性别歧视的直觉，恐同的直觉，不胜枚举。而且，伦理学包含推理。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伦理讨论，那我们可以问他们要理由。我们检验那些理由，审视它们是否自恰，或者是否与手上的问题相关。
伦理问题非常复杂，所以让有经验，且熟悉伦理争论的人参与讨论，是件好事。王：我不认为伦理学家有权力对基因编辑这样复杂的技术进行道德审判，因此也没有人一定必须听伦理学家怎么说。但另一方面，基因编辑这样的现代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技术将带给人、社会和自然什么样的后果。此时，我们的选择就不仅是技术上的选择，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价值选择。
在这方面，伦理学家可以和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一起讨论，对技术的目的、手段和方法进行反思，从伦理的视角对技术给予评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专业方面的建议和劝告，为形成社会共识发挥作用。
《知识分子》：基因编辑有哪些伦理风险？科恩：基因编辑涉及一系列重要区分。在讨论之前，人们得先把这些区分搞清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区分，是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
前者编辑成体细胞内的基因，而后者编辑生殖细胞的基因，因此会将基因传递给后代。按我的理解，体细胞基因编辑疗法跟任何其他类型的疗法没有显著差别。尽管还有很多科学上的未知和风险，但好处同样可观。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则是另一码事，需要更多的考量。《知识分子》：详细讨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前，能简单介绍一下体细胞基因编辑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吗，如果有的话？科恩：当然有了。首先是安全性的问题。
其次是关于如何分配的问题：假设这项技术成功应用，那么谁能使用它？一些人担心基因编辑技术会对某一部分人更有利。此外，还有人认为，这会改变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对个人需承担的责任。如果有人选择不用基因编辑这样更激进的手段，社会是否可以给这些人较少的医疗支持？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对我而言，它们与其他尖端技术所遇到的问题并无大异。
《知识分子》：那么生殖细胞基因编辑面临哪些特殊的伦理问题？
科恩：目前有两种风险。一个是"脱靶"，即你原本打算改变X，结果却因此改变了Y，或者一系列其他基因。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测量"脱靶"的数量。通过修改基因，我们可以降低心肌病的发病率。去年有一项研究就测量了修改该基因导致的脱靶量。这类变化是可见的。但另一种风险是：在改变人类基因组以后，你以为没有问题了，看上去也确实没有问题，但多年后，经过广泛的遗传，问题开始凸显。
这种担心需要证据支撑，也需要足够大的样本和数据，才能够确认问题是否真的发生。"脱靶，请正确瞄准"/Gene Editing QC。最近已经有一些针对体外人工受孕（IVF）是否会对心脏力量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研究发现，通过体外受精和其他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儿童，更容易患心血管疾病，并终身受其影响，但IVF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仍不明了。
尽管如此，IVF已经为数百万无法生育的家庭带来了孩子，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快乐和美好。这种隐藏的风险难被量化，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得问自己：受益有多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家医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建议，至少在初期，基因编辑只能用于没有替代疗法的严重疾病。《知识分子》：替代方案确实存在，比如收养孩子或体外人工受孕，不是吗？
科恩：这取决于人们觉得拥有一个具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有多重要，也取决于社会和科学界能够在基因编辑方面走多远，培养出健康的遗传儿童。有些人会认为一个具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很重要，但并不值得我们花大价钱投入到研究和医疗里。另一些则认为，成为亲生父母，或养育拥有自己遗传基因的孩子是一个人必有的权利。问题的答案会随着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对基因联结的重视程度。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我们为什么要把基因编辑的长期影响考虑在内？我们不能只关注个人权利吗？科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中。在医疗系统中，人们互相关联，比如我们至少会为他人的健康付一部分钱。其次，在就业方面，以及我们对道德的理解，人们都是互相关联的。在这些方面，人们做出的行为绝不仅仅是"自我导向"的，同时有重要的"外部性"，即对他人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因此，国家仍需扮演特定的角色。
翟：生殖细胞的编辑，会传递到下一代。所以它不仅关系到个体，也关系到整个基因传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人类可遗传的基因信息，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属于某一个个体的。于是就存在一个代际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为我们的后代，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如果我们这些决定是错误的，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知识分子》：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使基因编辑没有严重负面效应，他们也持反对态度。科恩：对。
假设基因编辑最后可以做到完全安全，只会产生积极影响，一些人仍然会说，我们应该反对操纵人类基因，即使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渴求基因编辑——例如一些疾病正杀死成千上万孩子，而基因编辑可以使孩子们免疫。
持有这样态度的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人更强调人类基因的自然性和宗教性，他们认为人类基因组是神圣而不应被修改的；而另一类人不关注基因编辑的宗教性问题，他们强调，基因编辑会把人类繁衍转化成人类制造，而这透露出一种"人要逆天"的自大。《知识分子》：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说法，即涉及宗教的讨论。您觉得在讨论基因编辑时，将信仰纳入考量是好事吗？
科恩：我尊重那些讨论基因编辑时考虑信仰的人，我也认为无论我提供多少论点，都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念。然而，我认为他们的论点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类人的论点是高度基因中心论的，认为基因可以高度定义人类。然而，人类自身要远远丰富于他所携带的基因组——人类不是一组染色体对和一系列表征字母可以定义的。此外，我们讨论基因编辑时，并非想要创造新物种，只是希望通过基因编辑，让那些遗传运气不好的人，得到更好的遗传机会。
《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第二类人的观点呢？辛格：他们基本上是在说：只要是自然本性的就是好的，而我们作为人类则应该接受自然遗传的随机性。但我们知道，随机性的遗传产生了很多致命的疾病，也让一些人饱受折磨和痛苦。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种单凭运气决定的抽奖活动。我们给孩子接种疫苗，防止他们患病，这是好事，我们并没有把得病与否留给自然运气。
如果基因编辑能控制疫苗接种无法预防的疾病，这同样是件好事情。《知识分子》：之前我们提到，一些人反对基因编辑是因为基因编辑可能使"人类繁衍"成为"人类制造"。一些人不光希望用基因编辑治疗疾病，有可能的话，还希望用它来增强人类的能力，比如智商情商之类的。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美国哲学家）可能是个典型的批评者，他认为一对好父母应该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而非试图把他们塑造成自己想象的模板。他还认为使用基因编辑增强孩子能力的父母，富有控制欲，并把孩子当做工具，而非独立的个体。萨瓦莱斯库：我意识到一些人反对基因编辑是因为反对过度的养育方式，但是过度的养育方式无论是在基因编辑的情况，还是非基因编辑的情况里，都存在。
我曾看过一个报道说，郎朗的父亲告诉他，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就应该自杀。这个案例里，朗朗的父亲并没有使用基因编辑吧？一些父母确实会利用他们的孩子、滥用他们的孩子，这是错的，毫无疑问。孩子需要一个开放的未来，但是，一个孩子是否有开放的未来，和他们是否有天赋和才能完全无关。人们可以在编辑孩子基因的同时，仍然给予孩子开放的未来，以及选择是否使用才能的权利。
《知识分子》：如果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成熟，一些保守派父母还是会拒绝使用它。萨瓦莱斯库：不幸的是，拥有了这个能力，就得承担无法避免的责任。当人们什么也不做时，他们觉得舒服，庆幸自己巧妙地避免了选择。实际上，他们还是做出了选择。举个非常粗糙的例子，假设您可以让您的孩子通过基因编辑学习多种语言，您会这样做吗？如果您拒绝是因为您认为只说一种语言对您孩子最好，那么你也做出了选择。
我也会支持您对孩子不进行基因编辑的决定。然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你发现他在学习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时存在困难，那你就应该为孩子遇到的困难负责。如果您否认说，我只是让自然来帮我决定未来。我认为这不是人该做的事，而是动物行为；成为人类，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并做出选择。
《知识分子》：人们关于基因编辑的另一担忧则涉及到了优生学的问题。廖：优生学字面意思是"优生优育"，对吧？
过去的确存在一种消极的优生学，在历史上，纳粹是这个类别的最高代表。在他们的理论里，有些人是不值得出生的，这的确涉及到了绝育和歧视问题，毫无疑问，是不道德的。然而，如今存在一种积极的优生学，即将更理想的性状引入世界，其中甚至可以包括一些道德性状。比如说，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也许可以通过基因编辑使人们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
一个例子就是，猫在夜间的视力要比人类好上七倍，它们在夜间的视力和人类在白天的视力几近相同。夜视能力是由某些基因设定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基因并加以修改，且这项操作是完全安全的，那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完全具有正当性的增强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道德理由去做这样的增强，因为一旦有了更好的夜视能力，我们就可以将全球的灯光调暗一些，减少碳排放。
《知识分子》：我明白您试图用思想实验来总结出伦理原则，但夜视能力似乎太不着边际了？也许我们的读者更能接受增强智商和情商这样的例子。廖：此时此刻，我并不赞成使用基因编辑提升任何人类能力，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目前还不够安全。很多性状，即使是共情能力和智力，也十分复杂，很难在基因层面上进行修改，至少目前如此。所以，这两个例子也会被视作不着边际而被忽视。
然而，关于夜视的例子并不是那么难以置信，已经有研究发现决定夜视能力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