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11年前写的文章，预计了今天在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和华人时候海外华人的表现，当然应该说“海内外华人的大多数”。华人的大多数从来目光有限，而且比较自私。2018年的例子，因为美国从政待遇很低，索马里年轻女性都当选了美国众议员，华人仍然为零。
离开中国本土的华人，本来气质各异，可是海外华人这个群体在国际社会和居住国，却形成了“乖孩子”的刻板形象。
这形象无论是受外界影响或者是由于本身的心理而形成，都对华人发展有影响，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心理限制，让华人在无形中要取悦、适应居住国，不能自由地、有创意地发展；它还可以扭曲华人和祖国的关系。移民与祖国和居住国的问题，当然不是新问题。犹太人所需要处理的族裔和侨居地关系与之相似，而且历史更长，有时所牵涉的问题还要更复杂一些。因此，对中国人和华人来说，了解两位态度截然不同的犹太血统科学家的故事，也许有意义。
这里讲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比一般人更重要，而是因为相关记载较多。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大家熟悉的，和他不同立场的是德国化学家哈柏（Fritz Haber，1868-1934）。爱因斯坦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哈柏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1919年颁发）。
当然，爱因斯坦的贡献不能用诺贝尔奖来衡量，提到他得奖主要是要说年代：他得奖的年代和他开始被大众所熟知的年代（1919）比较接近。哈柏是二十世纪前期世界主要物理化学家之一，他在化学的多个方面有突出成就，获奖是因为他发明合成氨的一种方法。这个发明既能生产化肥有助于农业，也能生产炸药以用于战争，所以哈柏常常既做科学研究，也做技术应用。
爱因斯坦和哈柏都是犹太血统，但在很长时间内，他们以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自己的血统和所在国的关系。
爱因斯坦不忘族裔，不避政治。在犹太教义和血统两方面，爱因斯坦很早就开始淡薄对教义的信仰，但是从来不忘犹太血统，说犹太血统是自己“最强的人际关系”（strongest human bond），并说“没有德国犹太人，没有俄国犹太人，没有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只有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传统特征中的“为知识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的热爱正义、个人独立的愿望”等特质使他“感谢幸运之星”让他属于犹太人。
爱因斯坦致力于维护犹太人的利益，并不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回避为本族裔的个人或者族群利益说话。举手之劳的签名一类，他参加的很多，而且他还写过一些文章，参加过一些犹太人的政治活动。为了减少犹太人教育机会上的歧视，他奔走欧美筹款设立犹太人大学。1923年他到耶路撒冷演讲，场所就是将于1925年正式成立的希伯来大学。
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自然得到称赞，但也受到攻击，特别是当他所居住的德国和犹太人有严重冲突的时候。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因此退却，或者只关心自己个人而放弃维护族裔权利。同时，爱因斯坦并不盲目支持犹太人所做的所有事情，对于他认为错误的事情他同样反对。例如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签名反对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的“自由党”当时实施的法西斯行径。
这个贝京后来出任以色列总理（1977-1982），1978年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签订对中东和平进程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获诺贝尔和平奖。
政治上，爱因斯坦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不仅和居住国官方有冲突，也曾和同事有冲突。
1914年10月，德国好战者鼓动93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所谓“93宣言”，为德国入侵比利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辩护，签名人中包括当时德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
普朗克是爱因斯坦最早的欣赏者和支持者之一，他曾于1914年和其他几个科学家（包括哈柏）一道促成把爱因斯坦聘到当时世界物理的中心柏林，担任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of Physics）和柏林大学教授。那一年，爱因斯坦加入了德国国籍。
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反对德国参加一战可以看作刚入国籍就不“爱国”，甚至可能得罪支持和帮助自己的科学家，但是他还是和一位医生朋友写了一个反战宣言“对文化世界的恳求”（An Appeal to the Cultured World）。
1915年，他又写了三页纸的“我对战争的意见”（My Opinion of the War），1917年他又写出“对欧洲人的宣言”（Manifesto to Europeans），主张欧洲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包括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潮的蔓延。
爱因斯坦维护族裔权利，表达政治观点，并不都是自己“功成名就”以后。上面提到的1915年到1917年宣言发表时，爱因斯坦还没有成为物理界以外的世界名人。爱因斯坦也不是在退休以后或者不做科学以后才关心族裔利益、才表达政治立场，他的科学工作和社会活动时常并行。他于1916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论文，那是他一生中第二个科学高峰，时间就在那些反战宣言之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旅行，他公开表示因为德国的时局变化，将不回德国。面对希特勒和纳粹，他也改变了单纯的和平主义立场，认为需要正义的战争对付非正义的战争。1939年，为避免德国抢先造出原子弹，他同意犹太科学家Leo Szilard的建议、直接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敦促美国制造原子弹。
哈柏出生在通常认为已经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家族，出生城市当时属德国。
那时的德国，和中欧其它一些国家相比，并不是反犹最激烈的国家，有些科学家甚至因为德国比较不反犹而从中欧其它国家移民到德。但哈柏觉得融入得还不彻底，所以在1892年他24岁时，正式放弃犹太教，受洗入基督教。他喜爱德国文化，崇拜歌德、康德、席勒。他热爱德国，超出科学工作本职为德国战争和经济献技出力，还为德国的“国家利益”讨伐自己的朋友，甚至牺牲自己的家庭。
哈柏积极投身到一战中，先是向德国国防部提供服务，研制战争所需原材料，还用其化学专长，提出为德军研制毒气。开始德军并不相信科学家，哈柏积极献技，并让军方考察，才得到军方的认可。哈柏不仅研制毒气，而且在1915年4月22日亲临前线，组织和指挥了世界上第一次实战应用的大规模毒气战，毒死了五千到一万五千个英国和法国战士（也毒死了几百个德军士兵）。
他因此得到了德国颁发的铁十字勋章，获得了“化学武器之父”的称号。哈柏不光让自己研究所里的同事研究化学武器，还让自己的犹太朋友、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威尔施泰特（Richard Willstädter）研制防化口罩，为德军服务。
哈柏积极地为德国军队服务，自己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第一任妻子犹太人克蕾娜（Clara Immerwahr，1870－1915）是第一个女化学博士（1900年获博士学位，早于1903年的居里夫人），她坚决反对将科学技术用于战争、服务德军。哈柏起先不敢让克蕾娜知道他将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德军，但是1914年12月他的研究所发生一次爆炸，导致克蕾娜相识的一位朋友死亡，使她知道了哈柏的工作性质，从此夫妻关系急剧紧张。
1915年哈柏“胜利”地应用毒气回来后不几天获德国皇帝任命为军官，5月2日在家开庆功晚宴时夫妻再次爆发争执，克蕾娜指责哈柏使科学病态化，哈柏谴责克蕾娜背叛德国。当晚，克蕾娜用哈柏的手枪击中自己的心脏而死。效忠德国的哈柏，第二天让别人去操办克蕾娜的葬礼，自己奔赴前线。
克蕾娜的去世并没有降低哈柏为德效忠的热情。一战结束后，有段时间盟军将哈柏列为战犯，他为躲避而跑去做过短时间的瑞士公民。
战后德国没有遵循凡尔赛条约，哈柏本人一直到1933年都在秘密参与化学武器的研制，可悲的是，他研制的毒气Zyklon B后来被纳粹应用到犹太人集中营中，毒死了包括他的亲戚在内的许多犹太人。一战后，为了缓解德国因赔偿等问题带来的经济困难，哈柏曾花费六年时间（1920-1926）用其电化学专长试图从海水中提炼黄金，但没能成功，为此他大为苦恼。
哈柏不仅有科学才能，还擅长建立科学和工业的双向联系，而且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学知识。他有思想、能动手、行政工作相当出色、交友论事也极富才华。这位好像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不相信德国会对他这样忠于国家的优秀科学家不好。可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虐犹”事件迅速发展，这个脱离犹太教改信基督教多年的人，还是被德国人归为犹太人（“犹太哈柏”）。
虽然由于普朗克的保护，哈柏保住了职位，但是其研究所内的很多人还是被撤消了职务。哈柏深感工作难以为继，辞职出走，先到英国，随后准备去以色列，这时的哈柏已经心焦力竭、身心交困。这个德国出生、放弃犹太教转信基督教45年，为国出力良多的著名科学家兼“化学战之父”，最终发现自己被一生希望融入的国家所抛弃，在65岁时无家可归。1934年，哈柏在瑞士心脏病发作逝世。
总结其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太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终未被德国接受，在奔往犹太家园以色列的旅途中凄凉去世。
爱因斯坦和哈柏是多年的好友。1914年哈柏、普朗克、能斯特等人出面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日常生活中，爱因斯坦和哈柏的私人和工作关系都很密切，哈柏调解过爱因斯坦和第一任妻子的关系，也调解过爱因斯坦和犹太人领袖威斯曼的关系。当爱因斯坦劝说哈柏离开德国时，哈柏说自己热爱德国，不愿离开。
1933年爱因斯坦发表公开宣言表示不回德国后，哈柏也曾积极参与开除爱因斯坦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但爱因斯坦和哈柏的个人友谊一直保持到哈柏去世。一战时，爱因斯坦虽然公开反对哈柏使用毒气，但两人私交甚密。撤消爱因斯坦的院士称号一事，爱因斯坦对普朗克等其他德国科学家不能原谅，但仍然保持和哈柏的个人友情。
爱因斯坦说德国科学家里他只能原谅冯劳厄一个，显然，说这话时，爱因斯坦将自己和哈柏（以及Max Born）的关系看成是犹太人内部的关系，尽管哈柏转信了基督教，为德国军国主义的贡献要大于绝大多数其他德国科学家。
历史的故事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于比拟现在，也不是说海外华人就只有两种选择，更不是说现代欧美是七十年前的德国。但是，在世界上族裔没有消失以前，族裔仍是客观上存在的一种类别划分，个人可以不关心这种划分，但社会上的多数人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关心程度而认为此人无族裔。长久以来，“乖孩子综合症”不仅不能使海外华人独善其身，保全自己，更扭曲了华裔族群内部的关系。
“乖孩子综合症”使华人不太有主见，在公共场合中，习惯跟随居住国“主流”。“主流”社会本来也不是样样都有统一的意见，但是乖孩子们没有自己的立场、或者不敢表达自己的立场，容易出现见风使舵的行为。缺乏创见，或者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意见，还有回避责任的嫌疑。
在海外，华人较少能够成为领导者，原因有很多，其中行政能力和社会地位对族裔利益的影响最明显，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影响不是一代的事情，可能持续多代。没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做领导，华人在许多行业就一定受到压制。个人可以凭借突出的专业成就打破一些族裔瓶颈，但是如果华人整体的地位没有改善，个体不足以影响全部，其后代还是会和其他华人一样遭到不通程度的歧视。
华人被歧视、被压制的时候，其他华人不能简单地以白人观点为正确，需要自己了解实际情况，不被有偏见的白人误导。有创造性的人，通常会有点性格，有如此性格的白人是被白人和其他人所容忍、甚至提倡的。如果华人普遍只做乖乖的好学生状，有性格的人就特别不被宽容，这就可能形成外界对白人和华人的双重标准。
生物学界，耶鲁大学的傅新元、普林斯顿大学的钱卓，无疑达到了两校的永久教授标准，傅新元比耶鲁的许多永久教授水平高，钱卓的成就被校长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普林斯顿的骄傲讲述给毕业生。可是一转身，校长又反对给他永久教授位置。如果华人有力量，他们可能就不会受这种冤枉。
生物医学界的华人数量已经很多，本来应该可以利用这些事情实施一定的压力，使某些人不能过分压制华人，可是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华人团结起来帮助扭转类似的不合理事情。
“乖孩子综合症”也容易造成华人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习惯于在白人面前做“乖孩子”的人，有些其实为人并不是真正的好。
他们可能在白人面前乖巧，在华人中间却是一辈子“很有孩子气”，喜欢和其他华人比谁“有出息”，这样的“乖孩子”特别妒忌其他华人，甚至做出专门损害其他华人利益的事情。华人有个争做“第一……华人”的喜好，其中有良性的因素，但是也有不良倾向：这个喜好一不留神和“乖孩子综合症”搅合在一起就可能成为一剂毒药。为了争这个“第一”，有些华人会极力竞争甚至排斥其他华人。
某些华人做了领导后，即使华人下属与其他人比较同样出色甚至更出色时，为了显示“公平”或者体验领导白人的优越感，他们故意不提拔华人。这样反而出现有些部门因为华人领导而其下属华人更少，或者提升更慢的情形。今天的白人社会确实更多地接受华人，也不再有专门排斥所有华人的法律。但是偏见和歧视的存在也是事实，而且歧视的对象不仅不区别华人的来源地（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对居住国出生的华人也有歧视。
“乖孩子综合症”使有些华人尽量避免和“主流”社会冲突，即使这个冲突是“主流”社会发起、直接危害华人利益的。李文和是台湾旅美的物理学家，白人不管其来自台湾，怀疑他是中国大陆的间谍。如果我们给自己找个理由（我们是“大陆来的”、“学生物的”，和他关系不大）而偷安一隅，不声援李文和，以后轮到别人诬陷我们的时候也可以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长此以往，良性互动将难以形成。
无论海内外华人是否信仰世界大同，必须承认，华人单方面的良好意愿并不足以实现这个大同。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因素方方面面，复杂多元，可是有些政治是活着的人逃避不了的，特别是当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个人生活的时候。
华人常常喜好远离政治，或者以标榜不问政治为自豪，原因是多样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小时候家长提倡，特别是因为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使相当一部分华人害怕、厌恶政治。
可是如果这些对儿童的教育简单地扩大为成人规范时，就有点可笑。政治有多个层面，大到国际、国家的政治，小到群体、个人的政治，有的是权力，更包含权益。不要权力的教导或许有点道理，但被胡涂地推广到不要权益，无异于作茧自缚。当他人将种族有关的政治强加到我们头上来的时候，如果还要避免政治，无异于放弃自身权益、任人欺凌。
别人搞族裔政治，我们画地为牢的避免政治，希望靠其它努力自我证明，克服族裔政治造成的困难，这是鸵鸟策略。爱尔兰人不做鸵鸟，突破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对爱尔兰人、对天主教徒的歧视和排斥，才有肯尼迪做第一位天主教美国总统。犹太人的人数不多，如果他们用逃避现实的鸵鸟策略，也不可能有今日之势。
“乖孩子综合症”使海外华人和中国、中国政府的关系难以摆正。中国和中国政府都不完美，指出中国或者中国政府的缺点是正常的。我和鲁白、邹承鲁就曾公开提过尖锐的批评。但是，中国和中国政府也有许多正确之处。
现实的情况是，海外公开媒体上敢于批评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人不少，但当中国或中国政府正确的时候，当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团体因为自身利益、偏见、不解而错误地批评中国或者中国政府的时候，海外华人的在公开场合和媒体的声音不大，甚至没有。这恐怕与海外华人群体在居住国做“乖孩子”模式有关，不太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维护自己祖国和祖国政府的正确立场和利益。
华人似乎过分倾向于和中国政府划清界限，害怕别人说自己讨好中国政府，更怕被怀疑是为中国利益说话。
外国批评中国，对错都有，有些是白人种族优势心理，有些是利益冲突，并非外国道德高尚。中国对的时候，被外国歪曲和错误批评，海外华人就有必要反对外国政府（包括所在国政府）和个人的意见。比如，美国反对中国监狱犯人做工，甚至因此教训中国，就没有道理。
囚犯做一定的有益于社会的、合理量的工，不应成为美国政府教训中国的题目。美国应该效法中国，避免像现在这样，把监狱办成犯罪训练场所。美国监狱要能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也同样可以和中国竞争。
白人政府和相当一部分白人个人在地方自主这个问题上常常用双重标准，对自己和他人不同，对白人政府和有色人种政府不同，对友邦政府和敌对、竞争政府不同。
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政府，不仅五十年前抢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是今天也占据着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而且经常对巴勒斯坦人施行暴力。可美国政府总以以色列利益为上，美国白人理直气壮支持巴勒斯坦的也很少。可见，外国政府或个人并非品德高尚，对外态度和方法有自我价值观和利益驱使。
华人在外多年，去世的时候，参加葬礼的人可能还是华人居多，真正关心的可能还是自己族裔的人多一些，甚至中国国内的人更多。学术界的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回国养老，吴健雄要求葬在祖国，恐怕不是没有共同原因。对于许多华人来说，既然到死的时候还是和华裔、和中国有很大的联系，活着的时候，如果因为怕“牵连”自己和居住国的关系而疏远祖国，理由好像不太充分。
海外华人大概也没有几个能具备哈柏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的“条件”和“资本”。几个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一个为美国军事献技出力，更没有人为了美国牺牲自身家庭。所以那种想努力“脱胎换骨”的“乖孩子”华人，大概实在难以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白人。
治愈“乖孩子综合症”要改变“乖孩子”的群体刻板形象，当然不是说要做坏孩子。坚持原则、有礼有节、堂堂正正的华人，历史上从来就有。不能因为历史或者其他族裔的关系造成现代海外华人一个乖巧孩子的形象，就让它成为华人的永久精神枷锁，始终做“套中人”。
成熟的华人社会需要有人为华人利益做事情，哪怕是微薄的一点点，华人没有必要刻意避免支持自己的族裔。
我自己的研究生老师詹裕农、叶公杼两位先生不仅科学有成就，对实验室培养出来的人才长期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更多的人这样做，将有利于整个华人社群。也许现在专门为华人利益服务的人还不多，但当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时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并不是困难的事。当他人将种族有关的政治强加到我们头上来的时候，如果还要避免政治，这和放弃自己权利、任人欺凌就没有差别。
如果出台针对全体华人的歧视性立法才能让不同行业的华人联合起来，那么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恐怕永远不会出现。现在的歧视一般都是具体的、局部的案例，但这样的事例反映的是整体问题，如果对具体事例都避开，整体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开端。如果现在华人群体获得更多权力还不太有希望，至少在华人权益受影响的时候，华人不能再做鸵鸟状。这一代不做鸵鸟，多做些许努力，就意味着少把责任推给下一代，少让歧视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海外华人利益不能靠看白人眼色、受白人提拔而获得。如果华人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争取理所应当的利益，一个一个事例地做，就能改善华人社会地位。也许，在很少人专职为华人利益工作的情况下，华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场合适当地做一些事情。从避免排斥妒忌其他华人开始，多互相帮助与支持，不推委或远离维护华人利益的事情。
中国政府做得对的地方，海外华人应该支持，没有理由划清界限。中国政府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即使与海外华人本身无关，对华人的国内亲属也是好事。
不同观点和派别的人，在不同场合，应该为华人利益说话，为中国利益说话，更应该支持和协助中国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和举措。既然现在的中国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时期，迄今的迹象来看，中国政府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支持华人为中国政府谋取利益的组织和行为。
海外华人也许应当开始告别“乖孩子综合症”，进入成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