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是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 NIH）的院长。在签发了 NIH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 的声明之后，柯林斯接受了《科学》杂志记者琼·科恩的采访，进一步地发表了个人看法。柯林斯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该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一点与某几位著名科学家的意见略有不同，如哈佛大学的戴利教授。
极其不幸，考虑不周，史诗般的科学灾难，它藐视了国际伦理规范，而且基本上是秘密进行的，其辩解的理由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以上词语来自美国国家卫生院发布的回应声明，针对的正是贺建奎声称使用 CRISPR 技术对2个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而两个女婴现已降生。该声明，由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签发。
11月28日，在中国香港召开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首次描述了他的工作。
数小时后，美国国家卫生员的院长就对此发表了如是严厉的谴责。柯林斯写道：在为正于香港遭受争论的这类研究设定限制方面，发展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次日，由美国、英国和香港的科学院和医学院召集的著名组委会发表了自己的宣言，称贺建奎的声明令人深感不安。
宣言的结论是：这种风险仍然太大，因此当下不能允许进行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但它并没有要求暂停试验，反而提出要用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推进该技术的临床试验，条件是有严格独立的监督。
1975年，在当时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负责人的要求下，该机构为另一项同样大有前景又令人深感不安的革命性技术——基因工程设立了一个严格的独立监督程序。
重组 DNA 咨询委员会( Recombinant DNA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 RAC ) 最初监管对细菌和病毒的试管实验，随着20世纪80年代基因治疗试验的出现，其作用变得尤为重要，RAC权衡试验的利弊。基因疗法常使用无害的病毒将健康的基因穿梭到细胞中，从而覆盖变异的基因，随着这种操作变得司空见惯，RAC的重要性逐渐减弱。
从而，机构审查委员会、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开始更多地参与基因疗法的监督。 最近，由于RAC 评估的提议极少，有些人要求严格框定其范围。
随着 CRISPR 婴儿事件在国际上的轰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可能在监管这项令人担忧的新技术方面必须再次发挥主导作用。11月29日，Science Insider 采访了柯林斯。为简洁明了，本采访经过编辑。
为了生殖而进行生殖系编辑的严格独立的监督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才能让一个组织，而不是每次仅一个国家，有机会就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发展和执行某种国际共识？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在生物伦理中从未有过的。是否每个国家都必须提出自己的框架？目前我们只能这么办。也许现在是讨论是否能有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监督体系的时候了，但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这种类型的生殖系编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RAC的监管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确实接受了我们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不会插翅而飞等待别人（出来承担责任）。我们已经在以一种使其更适合当前时代的方式重组 RAC。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版本的 RAC，在某些充满未知的、有科学潜力的领域，实现公开、激烈、科学的辩论。这肯定是其中之一。
你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有一个关于生殖系编辑并植入胚胎的新提案吗？当它还是违法的时候，就不会。这种一经提出便可能引发刑事诉讼的提案，如果有人去做那是相当疯狂的。在将来某个可设想的时间点，在生殖系编辑和再植建立在某种合理的、迫切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时，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呢？ 我很难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大多数都离现在太遥远了。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
《科学》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 CRISPR 实验研究，该实验是在杜氏肌肉营养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的犬类模型上进行的。这是在犬出生之后做的，所以是体细胞编辑，而不是生殖细胞编辑。但是生殖细胞编辑是可能的。我很乐意看到用体细胞基因编辑达成了这个结果，且不认为这会带来伦理困境。我们再说说给生殖系细胞做基因编辑的方法。
假设你不得不面临这种情况，你知道有一个家庭正处于危机之中，你担心会有个染病的孩子。你将如何着手进行基因编辑？你必须做体外受精（IVF），你必须在胚胎植入前做基因检测( PGD )，来鉴定胚胎是否有致病突变。这时，你手里有多个胚胎，其中多个都没有带致病基因。我们为什么不植入这些不带病的胚胎，然后让你的工作就这样完成了？
反正，为了做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你也是必须对胚胎做基因检测，所以要么单独做PGD，要么是PGD 外加一些高风险的操作。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健康的胚胎可以移植呢？ (正如2017年美国一份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报告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可能是父母双方都只携带了致病基因，比如β-地中海贫血；可能是一个突变基因就能导致疾病，比如像成年发病的的亨廷顿舞蹈症。
)记住，我说过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罕见和困难的异常个例的争论。这将会使得人们做出改变人类本质的决定吗？抱歉，这不是很有说服力。如果人们说 “当然，让我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只可能发生三次的事情，打破我们认为牢不可破的所有壁垒吧”，很难想象这话有多合理。
你现在不能想象出任何说得通的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吗？我不能说我不能想象，但是现在我还见不到。
但在香港峰会上，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George Daley)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关上生殖系细胞编辑的大门。他是峰会组委会的成员之一，组委会呼吁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建立一条“转化途径”。我不同意戴利的看法。
我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有点讽刺，是从“我们不相信存在这样做的理由”，到“好吧，让我们确定一个转化途径，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了”的一个微妙的转变，我不认为乔治的观点反映了许多其他人的共识，他确实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考虑到戴利和其他人认为可能存在开展此类研究的合理理由，你认为应该暂停这类研究吗？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暂停）。当然，在美国这不仅仅是暂停，这是非法的。这是暂停的最强有力的形式。美国国家卫生院也不会资助这种研究。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这次轰动性事件之后，包括中国，据说都要宣布暂停。
体外受精诊所通常不接受美国国家卫生院的资助，他们做过各种各样令人侧目的事。鉴于它们是这类事情发生的核心场所，你是否担心它们可能会做什么？这是个好问题。体外受精诊所一直被认为任意妄为，这种违规行为当然可能发生在美国，那么肯定会涉及试管婴儿辅助生殖，因此这些诊所可能是重要的参与者。如果他们选择走这条路，他们将自讨苦吃。我希望他们不会愚蠢到意识不到这一点。
你认为贺建奎的所作所为会对体细胞基因编辑疗法产生影响吗，而不是生殖系细胞？我确实希望这一明显的不幸事件，不会给整个基因编辑领域蒙上阴影，因为该技术在治疗上存在益处。当涉及到体细胞的应用时，令我非常兴奋的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治疗，而是对将来成百甚至上千种不治之症实现治愈——这也许是攻克这些绝症的最大希望所在。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灾难事件的杂音减少了人们在这大有前景的前沿领域探索的热情——包括政治和经济支持上的热情——那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