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健康研究所坐落在市中心的核心地带，隔着施普雷河就是著名的博物馆岛。为了赶去那里参加上午十一点半开始的团队协作会议，我大清早就从家里出发，中途在火车上遇到了同去开会的穆勒博士，于是一同前往。
“柏林算是我老家，我是在那里长大，在那里读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博士毕业，后来才选择了到现在的大学工作。”谈起那天的目的地，穆勒博士说。虽然合作多年，以前也经常聊天，但我第一次知道她是柏林人。五十出头的穆勒博士在大学里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是大学医院一个实验室的主任。
也因为比较熟，在车上她继续聊起家常：“我是家族里唯一没有留在柏林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还在那里，我也每个季度都会回来看望他们。在柏林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给你当导游，尤其是市中心那一带，因为我家以前就住在那里。”
抵达健康研究所的时候才九点半，离会议开始还有两个小时。穆勒博士没有食言，带我走进了博物馆岛。入冬之后的上午已经很凉，我们尽量走在阳光里，不高的太阳让背影变得很长。“这座桥是近三十年修的，我在柏林的时候还没有。”进博物馆岛的时候，她说。
“这是大教堂，很幸运在二战时没有被砸毁。你知道，柏林在二战的时候被炸得一塌糊涂，现在的柏林你看不到一处连成一片的老房子，都只是零星地存在。”我告诉她，在中国青岛，一个一百多年前被德国曾经短暂殖民的城市，现在还基本完整地保留着一个德国式的老城，包括医院、教堂、火车站、学校、市政厅，还有成片的别墅。
“那样完整的老城在德国都很难找到了，希特勒给世界输出灾难的同时，也给德国自己带来了痛苦。二战的时候，我爷爷和外公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但也不得不去参军，然后死在了战场。”看我没有说话，她接着说：“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以一己之力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她们都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克服生活困难的力量源泉。”
“这里就是著名的佩加蒙博物馆，以收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物著名。你知道吗？”她问我。我表示知道，也补充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世界上最早的两个人类文明，距今五千多年了。“小的时候我家离这里很近，经常去里面参观，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正在装修，进不去。门口还在大兴土木，正在建新的建筑。”我插上了一句，说虽然现代，但明显揉进了古希腊建筑的风格。
“是的，不少现代建筑都这样，从古代的建筑里去找灵感，尤其是在老城区的新建筑，这样才能在不破坏整体风格的同时，又带上现代的印记。”博物馆岛不大，因为我们没有打算进去看展览，所以逛得很快。我们从岛上的北出口返回时经过一个公园，在公园的一角有一个儿童室外游乐场。“这个室外游乐场以前就有，我小的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
”穆勒博士说到这里很开心，然后她用手指向公园对面不远处的一排楼房，继续说：“我家以前就住在那排楼房里。”
透过公园稀疏的树林，可以看到她家以前住的那排楼房。不高，四五层的样子，是由很多栋单独的房子连起来的，每一栋都有自己的色彩。“以前住这里很便宜，现在可不一样了。柏林这些年虽然新修了不少建筑，但房价依然涨得很快，除了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现在就是柏林的房价贵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她补充说。在房价一向稳定的德国，柏林是个例外，近年来快速上涨的房价已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
等到我们回到柏林健康研究所的时候，还有近一个半小时会议才开始。“我们去喝茶吧，沿着施普雷河有不少咖啡店。”她建议说。时间才过上午十点，沿河的咖啡店大都还没有开业。最后我们在热闹繁华游客众多的菩提树下大街和施普雷河交叉的地方，也就是博物馆岛的东面入口处的一家咖啡店里坐了下来。她点了一杯卡布奇诺，我要了一杯茶。
茶是一杯开水，外带一个自己挑选的茶包。我挑了一个绿茶包，里面还能看到一片片茶叶的那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河对面是柏林大教堂，斜对面那个还在施工的建筑是洪堡论坛，你能看出这个建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她问我。我仔细看了看，回答说两面墙的建筑风格很不一样，一个很古典，一个很现代。
“是的，的确一面墙古典，一面墙现代。这是一个由古老的柏林宫改建的新建筑，所以有了一个这样独特的设计。”她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地方以前属于东柏林，也就是前东德的首都。就在斜对面的洪堡论坛建筑的旁边，坐落着前东德的政府大楼，建筑还在，不过现在成了一个学校。”这时我插了一句话，问位于博物馆岛上的前东德的政府大楼是不是很漂亮。
“不算漂亮，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
在前东德，所有的建筑要不就是实用得没有任何艺术趣味的水泥盒子，要不就是外表灰色破烂的古建筑。主要是因为没有钱，东德太穷了。”听到这里我提出了疑问，说东德的经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应该还是算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还不错，但比西德差远了，而且一直要向苏联还二战时战败时欠下的债务。
当然也不是说生活差得离谱，我在前东德生活了二十多年，虽然没有统一提供的暖气热水，但从小也没有饿着，而且家里也有小汽车，虽然质量一般。”
“但比西德差远了，而且西柏林就在眼前，就在柏林墙的那一边。那个时候，老年人还可以从关卡去西柏林的，他们总会带回来西德的信息，两边的差别都在明处。”我还想听一听关于东德政府的事情，所以把话题又引到了东德政府大楼上，问她有没有进过那栋大楼。“没有，我是没有资格进去的，只能在外面看。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带着蓝领巾……”我第一次打断了她的话，问是不是红领巾。
“是蓝领巾，一到三年级是蓝领巾，然后才是红领巾。一有外国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到这条大街上来列队，喊着口号欢迎。”看到我会心地微笑，她接着说：“上中学的时候我倒是去过前苏联大使馆，就是现在的俄国大使馆，也在这条路上。当前苏联有领导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作为共青团员的代表就要去他们的大使馆里悼念。”
我问她，作为共青团员的代表的她后来是否入党了。“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了，时局已经在发生变化。我哥哥比我大几岁，就很不一样，他是入党了的。而且他那时想学医，但政府规定想学这样好一些的专业必须在入学前先到部队服役三年。服兵役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不少类似的规定，这些对青年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有些男青年就在那种情况下崩溃了。”
“不过等我要上大学的时候，前苏联连续发生了领导人更迭，最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们不太一样，这让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在大学也被要求写入党申请书，但我没有写，也没有发生什么。”“我上的是洪堡大学，我爸在那里当教授。洪堡大学也在这一条大道上，就在对面博物馆岛的那一边。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车，有时候坐公交，天气好的时候就走过去，走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路程。
沿着这条大道往前，穿过博物馆岛，不远处就是洪堡大学。要是再往前走，你还可以看到歌剧院、前苏联大使馆，然后是美国大使馆，还有大道尽头的布兰登堡门。现在，这条大道几乎成了游客在柏林的必走之路了。你看外面，这个不是周末的上午，已经有不少游客。三十多年前从家里沿着这条大道走路上学的情形，现在想来就跟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绿茶的温度到了刚好喝的时候，清香四溢。我问她在那个时候上大学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太难忘了，尤其是80年代末，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就在这条小时候列队欢迎外国领导人的大街上，我们大学生开始游行请愿。随后，前苏联联盟开始松动，匈牙利脱离了前苏联。我们还在继续游行请愿，这种请愿在那年10月7号，也就是前东德的国庆节，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当时戈尔巴乔夫和东德领导人就在那栋政府大楼里，大楼外面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请愿的学生。”
我告诉她，戈尔巴乔夫当年也访问了中国。“这个当时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住在东柏林的好处，西柏林电台和电视台的信号我们都能收得到。我总记得小时候父亲在阳台上调整电视信号接收器，而我们兄妹几个在房间里看西柏林电视台的情形。图像质量不太好，但还能看。那时我家有一位亲戚住在同是东德的德累斯顿，他们收不到西德的电视和广播信号。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区别，我们就像两个不同的人群。”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担心会有流血的事情发生，但幸运的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不作为。失去了前苏联支持的东德政府，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虚弱，虚弱到不能对游行的人施加暴力。”“就是那次戈尔巴乔夫访问之后的一个月后，11月9号的晚上十点左右，我正在大学的实验室里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做实验（注：当时德国大学是本硕连读五年），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同事跑进来大声地说：‘柏林墙开放了’。
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开玩笑，因为虽然政府虚弱，但之前没有露出一点很快就要开放柏林墙的信号。”
“当然，我们还都是马上上街去看了。到了大街上才发现已经是人山人海，都朝着城墙的关卡处涌去。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多人带着旅行包向一个方向移动。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带着旅行包吗？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城墙的开放只会是暂时的，所以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走进西德。”“城墙的关卡的确是开放了，而且随后再也没有关上。再后来，柏林墙被推倒了，第二年两德也正式统一了。”
这时候，她的卡布奇诺已经快见底了，看上去也没有再要一杯的意思。“80年代末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而在德国的历史上，每次发生类似的巨变都要以无数的生命作为代价。但‘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年，德国没有流一滴血，这无疑是德国文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我真的很幸运，见证和参与了这一和平的巨变。”“我到现在都认为需要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的不作为改变了世界，改变了那么多人的命运。”说完这句话，她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室外阳光正好，施普雷河上的游船缓缓而行。因为是冬天，船上游客不多，站在二层的甲板上拍照。我再喝了一口绿茶，问她统一后的生活感受如何。“无疑是好太多了，统一前就像生活在房子里，而之后就像走进了大自然。在两个不同的体制下生活了，你就会知道有些东西本来就应该像空气和水一样，珍贵但平常。”
“统一后我还是在洪堡大学继续读博士，然后去美国做博士后，再回来就到了现在的大学，相比原来西部德国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得说，统一后我的生活是好太多了。不仅是我，整个东德也是一样，家家都有了统一的供暖，家家都有了热水。”在她停顿的时候，我问是不是也有一些在统一后不好的东西。“当然不会是什么都好，的确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每个人的感受也很不相同。比如我父亲，德国统一对他来说就是噩梦。”
她看了看我疑惑的眼神，接着说：“刚才说过，我父亲是洪堡大学的教授，他的专业是农业科学。两德统一后，他被告知以前东德的大学体制要改革。统一后的第三年，他失去了大学的教职。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不可能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去适应新的体制。失去大学教职后，他去了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在那里又工作了好几年，然后退休回到了柏林。
退休后他依然无法接受被新的体制抛弃的现实，无法面对现实生活，总是一个人关在屋里不说话，连和我母亲都没有沟通。再后来，因为忍受不了他的生活态度，我母亲也和他分开了。”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养老院度过的，身心皆病。那几年我每个月都回柏林来，就是去养老院看他，直到2015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告诉她我为他父亲感到难过。“他的离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那已经不叫生活了。”她补充说。“再说，他的生活还是比我死在二战战场的祖父好多了，只是比我差不少。生活就是这样向前发展，一代比一代好。而我们兄妹几个的下一代，要我说就是生活在‘天堂般的日子里’。”
我回味着她最后的那几个字眼，“在天堂般的日子里”，然后说，或许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看呢。“是的，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祖父不得不战死异乡，也不理解我父亲生活的曲折和凄凉，甚至想象不到我小时候的压抑和清苦。而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看到了德国正走在文明的道路上，只要在这种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老百姓的生活就只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年轻人是生活在‘天堂般的日子里’。”
我看了看手机，离开会的时间不多了，站起身来对她说：“很感谢你的故事，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请允许我请你喝这杯卡布奇诺。”她笑了笑。走出咖啡店，外面阳光依旧温暖。她指着大道对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铜像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说知道，并说想过去拍一张照片。
“卡尔是坐着的，弗里德里希站着，他们俩的雕像总是这样。这个铜像是统一前几年才落成的，那时候东德到处都他们和列宁的雕像，但统一后基本上都被清除掉了，只留下少数的几个，这就是其中之一。”“幸好保留了几个，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她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