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好的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估体系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至关紧要。中国关键技术的落后与当今科研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官僚化有很大关系。管理上的漏洞使得学术造假有了可乘之机，甚至一些荒唐的造假都能大行其道。
几年前，我的朋友、北京某著名高校数学学院院长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学校一工程学院教授在最好的数学期刊《数学年刊》上发表了文章。我很好奇，让他把文章给我看一下，他用短信发给我文章题目和摘要。
我看后就觉得不对，告诉他这很有可能是造假。等他把全文送给我后，我确定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造假行为。学校最后对该事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只是听说有老教授出来求情，说此人很年轻，是新起之秀，这次是初犯，应该给他第二次机会等等……
数学界其实还相对清廉，据朋友介绍，一些工程学科，更是乱象丛生。听说某些SCI期刊，只要交钱，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结果这些期刊充满了用中国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所谓科研文章。还听说某些所谓有资源人事，只要让他成为合作作者，保证发表SCI文章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行政化管理、量化管理（也就是各种花样的数字指标）带来的恶果。有效的、专业性的评估完全可以遏制此类造假行为。
几年前我在美国某大学参与过一个学术评估。评估关系到年轻的候选人能否继续留校任教、获得终身职务，或者得立刻走人。候选人当然很优秀，但问题是是否足够优秀。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他有两篇最好数学期刊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两人合作，另一篇是独立完成。
经过邀请大量的、仔细的同行评估，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他在合作文章中的贡献不大（数学文章作者按字母顺序，不分第一、第二或通讯作者），而独立发表的那篇文章质量不高，不该被顶级期刊接受发表。委员会最后的意见是建议学校不留此人。学校接受了委员会的意见。
反观国内学校的做法，如果我们在考核时，愿意花点时间做一些专业水平的评估，充分听取专家深度意见，并且尊重专家意见，某些造假就失去了市场。
当然专家评估是要花时间、花功夫的。所以我们的教育管理机构不能整天折腾人，各种评估不断，领导动不动就要汇报。科研不是搞运动，需要慢慢积累和沉淀。
多年来我作为教授在美国参与了不少各种学术评估，也作为评委参与了不少全国性的奖项的评选。我和同事们有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给官员们看任何数据。数据只是一个参数，但却最能误导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有两个候选人甲与乙，候选人甲发了4篇文章，乙发了8篇文章，繁忙的官员很快会认定乙比甲好，尽管有可能甲比乙强得多。以发文章数目评估鼓励学者们发表大量的无聊的文章。
也许有人觉得论文引用率会更靠谱。事实上，数学的平庸文章比顶级文章的引用率更高，因为简单易懂文章的追随者更多。今年年初出现了一个荒唐现象：山东某大学公开奖赏任何引用他们学校文章的作者，引用一次一千元人民币。
科研经费数目一直是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这就导致众多经费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名头，如此带来的浪费极大。殊不知，考核过去的工作，所花经费应该作为分母考虑。同样的工作，花钱多并不是好事。当然充足的将来经费和其它资源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保障。
我们很多大学的校长并没有作为校长的最基本的专业管理能力，所出的政策也就只能基于简单的数字指标。比如很多学校有基于发表文章数目的现金奖励措施，而且不管学科特色（有些学科文章多，有些学科文章需要长期积累），所有学科全套一个模式。如此荒唐之举竟然越演越烈。
数学家发表文章作者是按字母顺序，不分第一、第二或通信作者的，如此简单的事实很多校长都不知道或者并不理会，坚持奖金发给第一作者。我遇到不少姓周、姓张的同仁抱怨，他们在提职、奖金上都会遇到问题。我只能说，你们学校摊上这种校长、领导，我真的很无语。
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挑选利用一些简单的对自己有利的数字。比如我也会说，南科大数学系去年的本科毕业生超过一半去国外深造，比例超过北大数学系。但我自己知道，我们和北大差得很远很远，而关键差在质量上。我们能到国外顶尖大学去的人数很少很少，提高质量是我们今后的奋斗目标。
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管理方式已日见弊端，提高中国核心竞争力需要基于中国国情的新的学术管理模式。近年来，作为教育改革实验地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去行政化及教授治校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学术主导、尊重各学科特色已成学校文化一部分。新成立的西湖大学，作为高起点的私立大学，增添了令人期待的教育发展新元素。如何在中国国情下闯出一条新路，是挑战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