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或许对自己感染艾滋病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从没有想过自己如此幸运，能从两种致命疾病中痊愈，成为世界上彻底击败艾滋病的第一人。
蒂莫西·雷·布朗1966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是家中独子。布朗的父亲在他出生后就弃他而去，由母亲将他养大成人。上中学时，布朗已显现出自己跟别的男生不一样：嘴上经常抹上口红，喜欢安静地独处，也对某些男生有特别的亲近感。布朗的打扮和举止经常受到周边其他人的鄙夷和白眼，对此他毫不在乎，大胆地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者。
1984年，布朗从英格拉姆高中毕业。这时，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美国同性恋者中间大肆传播，一些纽约、旧金山和西雅图的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于同一种肺囊虫肺炎。肺囊虫肺炎原本只会偶尔感染一些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患者，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同性恋者之前并没有表现出免疫力低下的明显症状。这种病症最早是在1981年被观察到的，之后陆续有医生报道，一些同性恋者患有一种罕见的、名为卡波西肉瘤的皮肤癌。
由于这些病症都与同性恋相关，而且都出现了免疫缺陷症状，因此人们最开始将这种疾病的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RID）”。在1982年9月，美国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该病重新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AIDS”，中文音译为“艾滋病”。
1983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教授团队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尔（Luc Montagnier）教授团队都从艾滋病患者血液或组织中分离出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并证实该病毒是引发艾滋病传播的罪魁祸首，这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同时发表在同一期《科学》杂志上。
1986年，科学家们正式将这一病毒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为HIV。
随后，科学家发现这种逆转录病毒主要传播途径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HIV感染人体的第一站，通常是细胞表面含有一种CD4分子的免疫T细胞，称为CD4阳性T细胞。
HIV病毒颗粒进入这种T细胞之后，病毒RNA会在逆转录酶的催化下，逆转录成病毒DNA，病毒DNA在整合酶的帮助下被整合到宿主的基因组中，把宿主细胞变成制造病毒的工厂，不断复制和合成新的HIV病毒，将T细胞消耗殆尽，最后造成人体免疫系统严重受损，导致感染者对其它疾病没有抵抗力。如果得不到抗病毒治疗，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最后将死于各种并发症，平均生存期只有11年。
由于当时各国政府和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缺乏足够的重视，艾滋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全球毒品的泛滥、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等原因，艾滋病反而在全球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很多同性恋者已经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危害，开始在同性性生活中采取防护措施。
高中毕业后，布朗进入西雅图大学学习商务课程，并进入市中心银行工作。这之后，布朗的性需求越来越旺盛，开始频繁更换男性伴侣，不过每次都会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同时，布朗也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权益，参加了一些为艾滋病感染者维权的组织和集会。
1995年，就当布朗刚完成大学预科课程，正准备在德国上大学时，他之前在巴塞罗那的一名性伴侣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布朗感到情况不妙，一检查果然发现自己也不幸中招了。
布朗得知自己艾滋病检测呈阳性之后，非常恐惧，以为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在当时，一旦得了艾滋病，就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布朗的多位同性恋朋友已因艾滋病而离世。一位感染艾滋病的前伴侣甚至还告诉他，他可能只有两年时间好活了，这更加让还不到30岁的布朗陷入绝望。
不过，当时市场上已有几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以减缓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复制速度。布朗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去找医生寻求帮助，医生给他服用了一种叫齐多夫定（Zidovudine）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齐多夫定是一种核苷类似物，原本是作为抗癌药物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开发出来的，不过该药的抗癌功效并不理想。
高剂量的齐多夫定可能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如肝损伤、心肌炎、精神错乱等等，还可能致癌。布朗非常担心药物副作用，他的医生只好给他服用低剂量的药物，病毒控制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布朗被确诊感染艾滋病一年之后，又尝试了一种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新疗法——由2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和1种蛋白酶抑制剂的全新组合的三联药物，即高效抗逆转录药物（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
之后很多研究机构和医药公司又开发出多种不同的鸡尾酒疗法，很快成为治疗艾滋病的标准药物。这种鸡尾酒疗法的大规模应用，将艾滋病从一种绝症变成了一种慢性病，只要按时遵医嘱服药，大多数感染者虽然体内仍然携带有艾滋病病毒，但是不会表现出症状，而艾滋病感染者的预计寿命也越来越接近于健康人群。
不久，布朗接受了“鸡尾酒”疗法，每天服药一次，他体内的艾滋病病毒降低到了最低水平，他又能回到之前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时的生活了。
然而，正当布朗憧憬美好的未来时，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2006年初，布朗从柏林回美国参加一个朋友的同志婚礼，他感到非常疲倦，回到柏林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之后布朗去医院检查，医生最初认为是他得了贫血症，给他输血后症状却没有明显改善。医生进一步检查发现，布朗实际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得知这个消息后，布朗非常震惊，他知道这又是一种致命性疾病，真是祸不单行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因为患者骨髓的异常细胞大量增殖，影响正常细胞的产生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血癌。该病发展进程很快，如果不加以治疗，患者在数周或数月内就会死亡。
如果要活下去，布朗必须马上进行化疗！他找到柏林大学查理特医学院的肿瘤科医生杰罗‧胡特尔博士。胡特尔先让布朗进行标准的化疗程序，包括两次诱导化疗和一次加强化疗，以彻底摧毁骨髓中的异常细胞，同时也将杀死几乎所有的正常骨髓细胞。
在第一次诱导化疗期间，布朗出现了严重的肝中毒，并发生了肾衰竭，在第三轮化疗中间又患上了败血症，布朗的病情仍然没有得到控制，这使得他的医生不得不考虑最后一招——骨髓移植。
然而，胡特尔医生并不准备墨守成规——他不想仅仅治好布朗的白血病，而是要同时治愈他身上的艾滋病和白血病这两种致命疾病！
原来，胡特尔医生事先已经了解到，早在1996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对艾滋病病毒没有抗性，但是在欧洲白种人群中，竟然有极少数的一些人似乎对艾滋病病毒有免疫力——其中有些人多次暴露于病毒中，也不会感染。
这是怎么回事呢？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的免疫细胞，除了需要识别一种CD4的分子之外，还需要一种叫趋化因子受体5（CCR5）的帮助。如果说免疫细胞表面的CD4蛋白是艾滋病病毒入侵免疫细胞的“带路党”，那么CCR5就是艾滋病病毒进入免疫细胞的“内奸”和“帮凶”。
CCR5蛋白是一种跨膜蛋白，像一条长蛇一样盘在免疫细胞的细胞膜上，七进七出，连通细胞内外。它的正常功能是结合趋化因子，参与免疫细胞的迁移、增殖和免疫反应——在CD4的指引下，艾滋病病毒先锚定免疫细胞，然后哄骗CCR5为它在免疫细胞的细胞膜上打开一个小口子，接着病毒趁虚而入，大举侵入细胞内部，开启其感染人体的历程。
而对艾滋病病毒有抗性的人，他们的免疫细胞CCR5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比正常基因少了32个碱基，导致CCR5蛋白结构不完整，并且没有生物活性，无法被艾滋病病毒所利用。进一步检测发现，在欧洲白人中，约有1%的人拥有纯合的CCR5突变基因，即两个等位基因都是突变基因，基本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另外约有10%的人拥有杂合的的CCR5突变基因，即两个等位基因中只有一个突变基因，其感染艾滋病病毒概率也大大降低。
于是，胡特尔医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将拥有突变CCR5纯合子的骨髓干细胞移植给布朗，让这些外来的骨髓干细胞在布朗体内能产生新的免疫细胞，去修补因化疗而被摧毁的免疫系统，同时希望这些新的免疫细胞携带突变的CCR5分子，使得其体内的艾滋病病毒无法找到后续的攻击目标而自生自灭，从而达到治疗白血病和艾滋病的目的。
胡特尔医生在布朗接受第一次化疗之后就提出这一设想，当时布朗大为吃惊，而且得知这一疗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成功率只有5%，布朗干脆地拒绝了胡特尔医生的提议，胡特尔医生的同事也认为这种新疗法不可行。
但是，三轮化疗过后，布朗的白血病再次复发。在多年好友的鼓励下，布朗决定孤注一掷，冒险接受胡特尔医生的新疗法。
其实，这一疗法的难度非常大，骨髓供体既要与布朗的相匹配，又要含有突变CCR5纯合子。胡特尔医生和同事搜遍了德国骨髓捐献中心，找到了80个与布朗骨髓相同配型的捐献者，通过测序，仅筛选到一个含有突变CCR5纯合子的骨髓供体，编号为61号。
2007年初，胡特尔医生给布朗移植了61号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不久，布朗感觉到非常轻松，体重在持续增加，气色也好多了，而且体内的病毒也没有“兴风作浪”。
一年后，布朗白血病复发，胡特尔医生给布朗进行了第二次骨髓干细胞移植，供体同样来自61号捐献者。这次，奇迹真的出现了，布朗的白血病没有复发，而且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已经检测不到了，布朗重获新生。
胡特尔医生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对于艾滋病治疗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决定将这一临床试验结果整理成学术论文，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一结果实在当时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论文第一次投稿后，很快被杂志编辑部拒绝了。
不久，胡特尔医生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采访，由于布朗刚开始并不希望被媒体打扰，所以这些报道都是以“柏林患者”为名称呼他。
在媒体报道之后，胡特尔医生还将布朗的血液和组织样送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检测，这些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进一步证实，布朗体内的艾滋病病毒真的奇迹般地消失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终决定在2009年2月发表胡特尔医生和同事的这篇论文，并配发了社论，认为这是艾滋病治疗的新思路。
论文发表后，媒体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均将蒂莫西·雷·布朗视为世界上第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10年过去了，布朗一直没有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但是他的体内仍然没有检测到艾滋病病毒，真为他庆幸！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幸运，也可能为数千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来治愈的希望。
虽然蒂莫西·雷·布朗幸运地痊愈了，但是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仍然非常庞大。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约有367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比2015年新增病例180万个，约有100万人因艾滋病并发症而死，而全球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患者累计已超过3500万人。非洲是艾滋病的重灾区，感染者达2550万人，占到全球的近70%，主要是该地区卫生条件差，防疫针头重复利用，不经检测的输血等原因导致的。
而在美国，男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则是艾滋病患者的主力军，约占美国110万艾滋病感染者的55%。由于社会上对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双重歧视，很多同性恋者不愿意进行病毒检测，有些艾滋病感染者则不愿意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导致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间快速传播。
重获新生的布朗并不想成为“唯一战胜艾滋病的人”。他决定走出来，积极参与抗艾滋病的公益活动，给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用自己的经历，为其他艾滋病感染者带来勇气和希望。同时他也意识到，除了加强预防措施之外，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科学家开发出高效的抗艾滋病新药和新疗法，是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希望所在。
2012年6月，布朗在美国华盛顿与世界艾滋病研究所一起成立了蒂莫西·雷·布朗基金会，致力于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
“我不希望自己是唯一一个治愈HIV的人，我希望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患HIV的人都好起来，并过上幸福的生活。”布朗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