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12时50分，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贺建奎如约现身基因编辑峰会。按照当天的会议议程，上午的胚胎编辑的论坛，他要做一个报告并回答现场提问。会场不仅有基因编辑领域的专家，更有不少媒体到场，本来宽敞的会场显得略有拥挤。
为防止出现意外，论坛伊始，主持人、伦敦克里克研究所的Robin-Lovell-Badege说：贺建奎需要得到一个机会来解释尤其是在科学层面，以及其他层面，他所做的事情。他要求听众允许贺说话，而不要受到干扰，如果现场嘈杂或受到干扰，他有权利中断这场论坛。Robin说，他们没有提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婴儿的项目，之前他收到贺建奎给他的PPT，里面是有一些数据，但没有一点与植入人胚胎有关的数据。
显然，站在台上的贺建奎略有紧张，他以道歉开场。他提到，他的这项研究在向科学共同体报告之前已经被泄漏了出去，为公众所知，这是预料之外的；在这次会议之前，也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他近一步透露，这项研究曾提交给一本刊物做同行评审。他还感谢美联社，在几个月前就参与了进来，承诺精确报道各个方面。
美联社11月26日的报道提到，2018年的10月份在深圳的实验室采访了贺建奎；11月26日，贺建奎首次向此次香港基因编辑会议的一个组织者透露，一对DNA修改了的女婴已经降生。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究竟是数据泄漏，美联社找到了贺建奎；还是贺建奎自己在几个月前主动接触到了美联社。他同时声称，其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并不知晓这项实验。
在随后的报告环节，贺建奎首次提到其团队进行了老鼠体内的敲除CCR5基因的实验，而且对效果观察了多代，发现无论是组织还是行为上，与正常老鼠无异。由于贺建奎之前并无基因编辑动物方面的任何文章和数据发表，如果他的这一陈述属实，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做动物方面的基因编辑实验。
那么，知情同意书的签署环节是怎样的？究竟是哪家机构批准了贺的实验？
现场观众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贺提到在临床试验开始时，撰写了知情同意书，还给一位美国教授看过，贺声称有4位审阅过知情同意书。整个的知情同意的过程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非正式的，一名课题组的成员先和志愿者讨论了2个小时，一个月后，志愿者来到深圳，贺把他们交给另外一名教授，然后继续第二次的知情同意过程。这次，贺亲自参与了，给志愿者“阅读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南”，并给这些志愿者讲了脱靶效应等事项。
有观众担心志愿者是否能理解知情同意书，贺回答说，他曾从第一页到第20页，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解释给志愿者听，中间他们也有提问机会，当整个知情同意的过程结束后，还会给夫妇私人空间进一步讨论；他们也有自由是否把知情同意书带回家，或者随后再决定。在知情同意书中，课题组将支付所有的医疗开支，而志愿者也不会收到任何报酬。他提到知情同意书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已经开放给了公众。
但对于这项研究的伦理批准过程，哪家机构参与，贺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回避回答这些问题，即使这些问题被几位观众提起。贺提到3年前他开始了这项研究，当时学校给他薪水，而一些测序的费用是由学校里的初创资金支持的，他的公司并没有参与这项研究。
最后，主持人问：你预料到所有的这些反应了吗？即使你获得同行评议，并第一个发表论文，这个过程中也总是一地鸡毛的。贺回答，这是因为新闻泄露了。他说，最初的想法是基于美国或英国的伦理声明，而中国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公众支持人类基因组编辑，包括用于预防艾滋病毒。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还会继续这么做吗？“如果是我的孩子，处于相同的情况，我也会先试试。”贺说。
以下为一些中国科学家对于贺建奎报告和问答环节表现的评论。
王皓毅，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核心的问题，他基本就没有正面回应。蔡宇伽，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做基因治疗的研究，科学需要在阳光和监管下进行。脱离阳光和监管，科学就会造就恐慌。
基因编辑人类自身遗传密码也许未来可以被大众普遍接受，并且帮助人类进化、走向宇宙，但在目前阶段，无论是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度、人类对自身基因功能的了解程度、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不支持开展基因编辑婴儿的临床研究。
谷峰，温州医科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基因组编辑技术和生物技术药物，基因编辑婴儿总体是，糊涂的人做了违法的事情，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对领域内的冲击，而且也是违法行为。物理学、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学科有明显的区分，每位科研工作者只能在这个大学科里选择一个研究方向做自己熟悉的工作，而且开展工作之前，需要了解该领域的红线。
魏文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在今天的提问环节我问道，禁止编辑人类生殖细胞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国科研群体的共识，为什么知情但是故意跨越伦理红线；如果不知情，为何要秘密从事这样的临床试验？贺建奎含糊回答，他说三年前他在不同会议场合问临床和伦理专家，也许可以尝试从事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于是他就（私下）做了这样试验。
李凯，人和未来生物科技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基因编辑技术已广泛用于除人之外的多物种的基因组的改造，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促进人类更健康更长寿的生活。然而，由于脱靶效率太高和靶效率无法保证等多方面的技术不足，基因编辑技术不能直接应用到改造人类自身。学术界和人类社会的共识是，通过多种法律和条文明文禁止在目前利用基因技术对计划出生的胚胎进行基因改造。
张林琦，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我觉得他整个报告和在提问回答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活在他自己的逻辑和思维圈子里，没有跟提问人员及场上人员真正的对话。这可能反映了他在科学知识方面的一些弱点，同时对现在的伦理以及法律的规定都很漠然。他可能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并且后果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他做这个事情的逻辑和初衷，听上去是好的，但是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必要性，特别是在伦理、监管和政策法律方面，根本就是特别漠视或者说是无知。这是我的综合印象。
2018年11月28日，在众人期待的目光和密集的闪光灯下，贺建奎如约出席了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两天前，基因编辑双胞胎爆炸性新闻出来后，大家都还在问，“谁是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问“贺到底干了什么”。无疑他本次演讲会提供不少问题的答案和实验细节，于是也成为大家关注焦点。
会议总体气氛如何？虽然贺演讲刚开始就有观众呛声（具体内容听不太清楚），但是与会者总体保持了专业和克制。
在被呛声的短暂尴尬后，贺继续介绍基因编辑CCR5的工作。总体来说，数据展示部分比较中规中矩，幻灯片的制作比较精良，贺本人的口语比起笔者前几次听过的其他几次会议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从这一点来说，贺以及其团队是准备比较充分的。第一个部分介绍了HIV背景以及CCR5基因。然后介绍了在小鼠，猴以及人体外培养胚胎的编辑工作以及脱靶检测的数据，这个部分和他以前公开参加其他会议的内容大同小异。
然后贺开始介绍两双胞胎的基因编辑数据。提问环节比较关注实验的伦理和设计问题（后面会展开讲一下）。
贺达到他精确编辑CCR5基因的目的了么？两个字：“没有”。目前学界认为携带CCR5的32碱基缺失的移码突变（DNA链上，有一个或几个非3的整数倍的碱基的插入或缺失）具有一定免疫HIV能力。但是贺编辑的两位婴儿，LuLu的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是插入一个碱基，一个缺失四个碱基。
这样的突变基因产生的蛋白功能是否与计划的32碱基缺失一样? 不知道。NaNa的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是缺失十五个碱基。另外一个是野生型。十五个碱基（3的整数倍）的缺失不会导致移码突变，功能未知，但是应该也和32碱基缺失的移码突变不尽相同。所以NaNa的基因编辑更加不成功。
编辑后的婴儿可以免疫HIV么？从上面的介绍可以得出结论是，俩个婴儿都很难说达到了预期的基因编辑效果。而且目前有研究表明中国艾滋病病毒流行的AE亚型通过CXCR4感染宿主。HIV很可能不能免疫，但是她们都需要承担相关风险。
安全性是否得到保证？不愿意看五千字论证的，直接看结果：完全没有。在胚胎移植前，贺检测到一个潜在的脱靶位点。贺老师说，告知父母潜在风险。父母坚持继续胚胎移植。贺博士还提到，虽然NaNa基因编辑不成功，也告知了父母，但是父母还是坚持继续移植NaNa。（感觉贺老师口里的父母非常“坚持”）
现场的专家对这个工作评价如何？贺是如何应对的？基本感觉是：“你给他讲道理，他给你讲情怀。你给他讲情怀，他给你谈法制。你给他谈法制，他给你讲道理。”下面是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以及回答总结：（括号里面是笔者点评的内容）
问题1：CCR5在抵御其他病毒和脑发育方面也有重要作用，敲除这个基因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回答：贺博士谈了HIV的防治重要性。他坚决反对改变正常基因达到增强基因功能的编辑（他其实做的就是编辑了一个原本正常的基因）。
问题2：多少夫妇和编辑胚胎在参与这个研究？回答：七对夫妇。还有一个潜在的孕妇。
问题3：在开展临床研究前，你是否和你的上级或同事讨论过这个研究？回答：我和中美的很多专家都讨论过。（没有具体名字提供）
问题4：基因编辑防治HIV是否必要，是否移植胚胎等关键的决定都是由家长自己做出，我们科学家或者医生的责任在哪里？回答：我本人和HIV患者交流过……（此处谈了情怀）……父亲Mark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我们要尽力帮助他们。
问题5：伦理批准的流程以及如何你对这两个孩子未来的责任。回答：你有遗传病的朋友么，他们需要帮助……（此处谈了情怀）……关于未来，我们需要对社会公众（society）透明，公众也会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为什么公众这个时候要来承担本是你的责任？）
问题6：经费来源？回答：早期是南科大，后期是我自己承担。学校，公司没有提供经费，场地，人员。（一人做事一人当，当然其他单位已经和他做了切割）
问题7：会公开参与实验家庭信息么？回答：不可以的，我们中国法律不允许公开HIV患者信息。（贺博士现在开始考虑遵纪守法了）
问题8：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做基因编辑么？回答：如果是我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会第一个尝试。（代替你的孩子谢谢你）
现在我们该做点什么？可以做点什么？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大众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工作没有必要，没有技术上突破，只有对伦理的挑战和对双胞胎婴儿的潜在伤害。
我们需要反思的，为何这样一项研究可以避开目前所有的监管？具体的经费来源和支持人是谁？问责程序如何展开？双胞胎以后的健康问题谁来负责。其他怀孕的参与者如何妥善安排（贺还有其他编辑胚胎项目被披露）？还是说，最后的调查结果和韩春雨事件一样，主观没有恶意，不了了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