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东北，冬天并不难见到街上穿貂的人们。有人认为穿貂是炫富，也有人觉得这和当地历史人文有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族系）有着相当久远的穿裘皮风俗，《后汉书·东夷传》称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那时候以裘皮为衣也算得上是一种“因地制宜”的选择。金太宗时，曾长期滞留金国的宋臣洪皓在其《松漠纪闻续》中称：“北方苦寒，故多衣皮”，宋、元间成书的《大金国志》也有“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之说。不难看出这种看似奢侈的习俗风尚，实际上来自于适应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
肃慎族系作为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游猎族群，虽然从考古学遗迹中可以明确看到农耕生产的痕迹，但并不能以之否认渔猎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比例。频繁的狩猎活动自然会出产数量可观的毛皮，稀薄的人口和丰富的野生物产环境，更使得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为使用毛皮、出产毛皮和输出毛皮的所在。
三国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79年），挹娄一次输入中原的商品中便有貂皮400张。编撰《魏略》的史家鱼豢，曾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明确记载挹娄“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可见，早在千年前“挹娄貂”便已享誉中原。唐时，素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更是长期将貂皮作为贸易品输出于唐与日本。辽代属于肃慎族系的黑水靺鞨五国部女真“岁贡貂皮65000张”。
曾有学者统计，明万历年间辽东马市半年（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间）的貂皮交易量高达47243张，而同一时期的朝鲜史料中则有“一张貂皮可换耕牛一头”的市值记录，貂皮作为明末女真社会贸易商品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毛皮种类知多少？如此庞大的毛皮交易量与市场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中原士人是有着裘服矜富夸贵之风的。考察先秦文献的记载，裘皮服饰在很早的时候便具备了一定的礼制特征。
《诗经》有“羊裘逍遥，狐裘以朝”之句，《礼记·玉藻》中称“表裘不入公门”、“童子不裘不帛”，而《晋书》中的“缓带轻裘”则成为后世描摹儒雅风度的点睛之笔。在清代以前的中原文化背景中，裘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只不过，当这种物化的象征遇到素有衣饰裘皮之俗的统治者，便开始趋于极致了。
传为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中裘服的南朝陈文帝。
见于记载的古代裘皮种类名目繁多，大约可以粗略的分为貂裘、狐裘、鼠裘和羊裘四种，其中狐裘和羊裘较为传统。清代裘皮的种类更是随着满洲人的统治而得到极大丰富。清代裘皮的质量有粗细之分，这种区别不仅仅意味着价值的多寡，更是一种身份的区分。上乘的貂、狐、猞猁狲、银鼠、海龙（海獭）、虎、豹、羔皮等为细裘，为皇室及文武百官穿用。鹿、狼、猪、羊皮毛等为粗裘，为宫中底层杂役或平民百姓所用。
裘之制者毛在外，而清代满洲人对动物毛皮的穿用是不局限于此的。作为清入关前重要的服饰面料，毛皮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范围。比如可以毛朝外制成端罩，毛朝内挂上外罩做成皮袄或皮袍，又可以之制成官员跪拜、坐班时使用的坐褥。小一点的物件，则可以用裘皮制朝服的披领、暖帽的折檐，或以镶边的形式镶嵌在袍服之上。
端罩本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满洲人冬季御寒的必备装束，是一种无领、对襟、长及膝（请入关前亦有短款，似同于后世之马褂）、毛朝外的皮衣。入关后因生活环境的变化，端罩退出了满洲人的日常生活，进而演变为一种礼服成为国家冠服制度的一部分。康熙朝以降，朝臣文官三品以下、武官二品以下、蓝翎侍卫以下人等均不允许穿用端罩。
与端罩倾向于礼服的地位相对应的，是一种与裤搭配穿戴的不太正式的衣服——皮袄。
顺治元年（公元1644），遇海难漂流到图们江北岸的日本商人竹内藤在其《鞑靼漂流记》中描述了他在北京见到的穿戴习俗。“鞑靼人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怕冷，在他们身上，里面穿着衬衣，然后套上薄薄的棉衣，棉衣的外面是皮衣，皮衣的毛朝里面，外面用绸子做面。大臣穿天鹅绒（注：禽类的毳毛）的衣服，这种毛皮的颜色是灰鼠色，毛绒非常柔软细腻。大多数的人穿羊皮的衣服。人们都是上身穿皮袄，下身穿棉裤。
”可见这种毛朝里的皮袄才是当时满洲人日常穿用的御寒上衣，而并非如今街面上常见的华贵貂裘。
清代以裘皮镶边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皮袍、皮褂内里用一种皮毛，在边沿处镶嵌以品质更优的裘皮，在不影响美观尊贵的前提下节约一部分成本（当然，帝后的镶边皮袍不在此例）。二是在一些较薄的棉服四维镶嵌以裘皮，主要起美观的装饰作用。而这种在朝服上进行镶边的行为，也曾被朝廷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如清乾隆三十年规定“武三品以下除职掌大臣及一等侍卫外，不得用缘貂朝衣”。
在中原封建等级社会体制内，服饰因具有直观、强烈的外在表现作用，长期被赋予着区分穿戴者身份地位的标识作用，正是贾谊之所谓“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也。清代的服饰等级制度也因循于此，在服饰制度上有着一道道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条律。其中关于以服饰材质体现身份等级的内容，对如何衣饰裘皮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前文提及的端罩因毛朝外制，似乎是最类似于当下貂皮外衣的裘皮服饰。清制从上至下，何时穿何式样的服饰皆有规定。清人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称：“然道咸以来，京官之翰詹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可见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世人对时尚奢华的追求也总归是要在礼制的范围内进行的。
不分等级的使用裘皮衣饰是封建社会礼制崩溃、世风日下的表现，清末贵胄唐鲁孙先生曾经在其文中称“两宫既出，京师无主，抢劫之风大盛。贫儿骤富，衣饰穿著，皆不知所云。秋风普起，已裘狐满街”。寥寥数笔所勾画出的，是一副写实的白描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