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荷凤，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学习。1982年12月毕业后，曾先后赴香港大学玛丽医学院、德国基尔大学、美国Cincinnati大学生殖医学实验室深造。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30余年来一直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主编了中国第一部ART工具书《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第一部《人类ART临床诊疗指南》，担任Endocrinology等6家SCI杂志编委，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2017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10月的一天，从公社喇叭里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正在刷牙的我心头一惊，牙杯都掉地上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确认这个消息，那天我特地请假回到高中的母校——常山一中，去核实从喇叭里听到的是不是确有其事。问清楚了，确实，是要恢复考试了。
6岁时，我随同父母来到浙江常山县生活，在那里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1976年在自己的请缨下去常山县湖东公社徐村插队落户。其间，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老家临安横畈中学，后又回到常山教书，当代课老师。代课期间，下乡的两个姐姐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心里又羡慕又不甘，也想通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于是1976年——那时候我本来可以留城的——但还是自己主动报名下乡，到湖东公社徐村下乡插队。
插队期间，因为“有点文化”，一年后被推荐去做“劈山造田”现场的播音员和记者，经常做些采访和广播。后来因为一次次的播报受到了赏识，在当地牛头山中学做起了民办教师。从幼儿园、小学直到高中，我在班里成绩都算得上优秀，亲人、老师和朋友都觉得我是上大学的好苗子，所以念大学一直是我“心头想”。
特别是当我的两个姐姐下乡以后先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一个被推荐到杭州大学，一个被推荐到浙江师范学校，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更强烈了。所以，当喇叭里传来考大学这则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又惊又喜。还没有毕业的两个姐姐鼓励我一定要去考，父母也坚定支持我。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是老师，不能像普通知青那样不下地一心备考，只能白天教书上课，晚上的时间拿来复习。
从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到1977年冬天正式考试，这之间一共只有40多天。那时候我一边讲课，一边备考。由于时间宝贵，我每天从住处去公社的路上都是一边走一边背公式。路上有认识的人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因为脑子里全都是公式。
在备考的40多天里，我感受到了人间最真的温暖。两个姐姐和姐夫轮番来辅导我的物理和数学；我的小妹还经常跑来给我煮饭。
除此之外，尤其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下乡插队的那所民办学校的老师们，我视他们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我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一天只有一毛多钱的“工钱”，这么点钱买了柴米油盐确实也就剩不下什么了。他们总是想法子周济我，给我弄些好吃的。他们知道我要复习功课，就多方帮助我。帮我代课都是家常便饭，有些老师甚至还帮我洗衣服。
看到我边代课边复习功课很辛苦，担心我营养跟不上，他们还跑到老乡家里去买鸡蛋、下到河里抓螺蛳，给我开小灶。有好几次他们买回来的鸡蛋都是热乎的——那是母鸡刚下的蛋。
我还记得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有一位厉害的常姓男老师跟我说“你去复习吧我帮你代课”。但我在复习的时候听到我的班里特别吵闹。怎么回事？走到教室一看，那位老师并没有在班上，只在黑板上看到挂了一副他的眼镜，意思是你们这个班今天我看着。
原来，那天他也有课。这些老师虽然都是在乡村民办学校教书，但他们其实都是特别优秀的人，他们上过大学、综合素质很高，只是因为“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这个村落的中学。我们在一起，白天上课教书，晚上讲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和最纯真的时光！好在动乱过后，他们都有了很好的归宿，去了更高的舞台发挥热量。
记得参加考试的时候，作文题目是《路》。我对这个题目印象很深，感触也很多。我在作文里写：“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在城里走的是大马路，下乡后走的却是乡间小路，走到田间地头，路越走越窄。但是，跟贫下中农在一起，体验了生活滋味，心里的路却越来越开阔，越走越宽，走到了广阔天地。”没想到，通过那次高考，我也真的走到了广阔的天地。
参加完高考以后，自己感觉发挥得不是太好，有些心灰意冷。
当时答得好的试卷会在当地报纸上登出来，这些答卷的主人有的考到北大，有的录到清华。每次报纸出来我也去看，心里羡慕他们，但对自己已经不抱希望了。有一天，母亲突然从城里赶来找我。我插队落户的地方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母亲走了很远的路。因为身体不好，还特意请邻居陪她一起。原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被录取到了浙江医科大学。
大学在杭州，我当时特别希望父亲能送我，母亲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父亲觉得，马上就要读大学的我要自立起来，坚持让我自己去。但担心我到杭州人生地不熟，爸爸连继几夜手绘了一幅供我专用的“报到指引地图”——上面标注了我应在何时到何地、如何从一地前往下一地，事无巨细。
父亲虽然很严厉，但他从骨子里是疼爱我的。因为动乱的原因，我上学的时候书读得少，高中只读了两年多一点。好在，在我刚上高一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教育工作，就在那一年，我有机会真正学了些数理化的知识。如果没有那一年多的学习和积累，真不敢想象今天我会在哪里。
来到浙江医科大学，我见识了新天地。接触到的老师、同学都非常出色。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很多都是“大师级”，比如我国著名的生物遗传家蔡保教授、内科学专家郁知非教授、肿瘤学专家郑树教授、泌尿专家陈昭典教授等。还有很多同学也很优秀，许多杭州本地的同学，他们基本功更扎实，尤其是英语。我当时虽然也学过一点语法、词根，但真正学到家的只有几个口号。
也正因此，到了大学里大家都非常用功。
老师根本不用管，个个都废寝忘食地学习。记得当时我们上课都是要抢位子的，那时教室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扩音器，大家都想尽量靠前坐，能听得清楚一点；上晚自修也要抢位子，因为有几个教室的灯不是很亮。大学放暑假，我们从来都不“放满”，大家都是距离开学还有半个月就回来了。回来干啥？复习功课。还记得那时候夏天天气太热，也没有空调，到了晚上，大家就到操场上扯一根电线接上灯泡，散坐在空地上读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地震——我们不是震中，但有明显震感，许多男生打着赤脚、赤膊从楼上跑出来，有的还去女生宿舍楼喊人——我当时也是被拉出去了。就在大家在操场上等着的空当，又有不少人打开了课本，一边看书一边等。后来，我们这批人大多成了人们口中的“77、78级现象”——很多77、78级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许多领域的“顶梁柱”，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大学毕业至今，我跟妇产科打了半辈子交道了。
当初进入妇产科领域也完全是我自己选的。记得毕业后我在金华人民医院的各个科室轮岗实习，轮到妇产科时，觉得妇产科虽然非常忙，但也非常“干脆”：生下来一个解决一个问题。有一次，医院来了一位高危产妇，她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有生命危险。急忙剖腹产后，婴儿几乎没有生命体征。尽管马上进行了抢救，但都觉得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就在大家都在担心的时候，他突然“哇”一声哭了。
那声啼哭真真切切触动了我的心，仿佛命中注定是来“点化”我的。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我就要做妇产科医生。
其实当时很少人专业选择妇产科，因为太忙太累，但我就选了。后来去香港大学、去美国和德国访问、研学，我从没离开过妇产科。我很热爱这份职业，一直到现在。关于投身妇产科的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美国。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投简历找工作，一开始是一家药物相关的实验室录用了我，但是我其实还在继续投简历。
后来真的就有一个妇产科试管婴儿实验室给我打来电话，我当时二话没说就去了。当我找到这家实验室的时候，觉得当时天都蓝了、空气都是甜的，特别开心。
后来，1998年，母校（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校长写信拍电报想让我回校，我当时思想斗争了半年才决定“先回来看看”。谁料想，这一“看”就是20多年。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这批人可能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各国游学深造，开阔视野。我第一次出远门，是1990年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学习——那时去还要拿英国签证。在香港最大的感受，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是在那里才到知道“试管婴儿”这种生殖技术是怎样完成的，亲眼看到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受精、卵裂……这些生命早期的神奇事件，以前我只在《自然》杂志上看到有科学家在兔子身上做过实验。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可以在人身上进行这一实践的时候，当时的心情难以言喻。看着显微镜下细胞不断增殖、形成胚胎，我的心仿佛要融化了，生命是如此奇妙！我被感动了，下决心要做呵护生命的临床科学家。
后来，我把取卵之前用的促排卵药和取卵针带回了大陆医院，并于1995年和1996年分别诞生了浙江省第一例“礼物婴儿”和“试管婴儿”。“显微注射”这项技术也是我在香港大学第一次接触，把精子注射到卵母细胞里治疗男性不孕症。现在的细胞基因编辑、剪切、敲除这些技术其实也都是从试管婴儿显微注射这项技术上衍生出来的。有了显微镜下操作，现在很多胚胎“手术”不必大动干戈，这也使得妇产科的形象彻底改变了。
在美国访学期间我接触到了遗传病。很多罕见病比如霍金所患的肌萎缩侧索硬化（ALS）等都是基因突变或异常造成的，通过胚胎遗传学的筛查和诊断，排除这样的胚胎，一家人其实可以避免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如今许多肿瘤也被证明与一些基因有关，这也可以用到生殖技术中去。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及基因测序等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带领着很多临床技术的进步。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高考、很多人不能走出国门去学习，很多医学创新技术，拍破脑袋我们也想不到。另外，走出去之后才看到，原来医学研究跟临床其实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医学科研和临床技术融合的理念，就是出国回来以后才有的。这些经历对我帮助很大，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取到了真经。
我那时候回国没有各种“帽子”，也没有这样那样的学术奖励，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回来后，觉得真的是开创了一番幸福的事业：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让很多家庭收获了健康的孩子，免遭先天性疾病患儿降生
的不幸，这让我很有成就感。特别是，回来后我还带了一批学生，到现在为止大概有200个，我把他们当作我的朋友，他们使我变得聪明，活得年轻。我常跟他们讲，把自己做强是最重要的，因为自己强大了才能够帮助别人。
回望高考，我很幸运，幸运下乡两年就赶上了恢复高考，幸运有那么多温暖的人在我身边帮助我、支持我。但是能走到今天，除了幸运，我觉得还有努力和积极。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从下定决心去下乡那一刻，我就笃定我一定能有机会读大学，无论是“工农兵推荐”还是什么方式；当有机会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没有一刻心里不想着“一定要考上”，所以那时也分外努力和勤奋。
现在我仍保留着那张“知识青年证”，还有从大学一年级到毕业的所有教材。那些教材的书页空白处，还保留着当年密密麻麻记下的笔记，我一直都随身带着。它们对我来说，是回忆，也是激励。它们时刻提醒我要珍惜，这一切都是对一个人积极和努力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