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作8年之后，荷兰籍科学家何锐思（Richard de Grijs）讲述了自己在这个蓬勃发展着的科研强国工作的利与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在2002年第一次来中国旅行时对妻子说，我丝毫不认为我们有移居中国的可能。8年后，我们却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憧憬着在这个有着无限机遇的国度开启崭新的生活。北京是我妻子的家乡，其发展之迅猛超出了我第一次到来时的想象。
起重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飞快的建设似乎令人毫无喘息之机。2010年我移居到北京，缘于担任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契机。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国际化研究中心，声望很高，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此后，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8年时光，岁月流逝，节奏飞快，又令人兴奋不已。中国现在仍处于上升轨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发展表现得尤为显著。我与中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共事，从中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但是现在，我不再是其间的一分子，因为今年早些时候，我已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瑞大学担任副院长一职。从工作的角度，我会怀念在北京大学的时光，我的学生和博士后们过去也一直是研究所最多产高效的研究团队之一。而我在吸引外部研究经费方面成就斐然，团队也从不乏聪颖的青年人帮助我们一道面对重大科研挑战。但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想在未来的20年里还做相同的事，我仍然雄心勃勃地渴望在国际世界发挥积极的作用。
虽然我仍打算与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科学界同仁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和友谊，但是一些事情的发生还是让我最终决定离开中国。多年来，科维理研究所的领导一直支持我的理想，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作为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人，我明显会感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存在。
我因为外籍身份的缘故，多次被明确告知自己的一些想法无法实现。例如，有一次，我曾申请并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的职位。院长很欣赏我，但是学校副校长说，他无法准予外籍人员来做这项工作。另外，我在申请一些顶级政府经费支持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我还曾收到过几次私下的反馈说，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某些荣誉职位和奖励不会授予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数次移居海外的经历，我也越来越渴望在中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之后有一份可靠的稳定收入。所以当麦考瑞大学向我抛出橄榄枝时，我很容易就做出了再次变动的决定。虽然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全球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继续工作，但我深知，这个劣势足可以被生活在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所带来的诸多益处所抵消。
尤其是作为一个曾在北京长期生活的人，我特别喜欢悉尼良好的空气质量：到目前为止，悉尼的空气质量指数仅有一次低于北京，那还是因为相邻的城市发生了森林大火。尽管中国科学研究的崛起不容小觑，但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抄袭和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问题，导致中国的科研成就屡屡遭到质疑。对我来说，国际新闻媒体对中国科学家没完没了的严密审视是相当不公平的。但是公平地说，这些不端行为的例子是中国科学界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在中国开创科研职业生涯相当愉快，而且大部分时候都很棒。对于胸怀理想的青年研究者来说，将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科研强国作为备选的原因可谓数不胜数。首先，有很多参与大型科研项目的机会，例如30米望远镜，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光学望远镜，中国空间站望远镜，下一代粒子加速器等等。中国科学家也非常渴望建立国际合作，在国内科研界形成了普遍倡导合作的积极氛围。
我在北京大学时不断受到各种热情的鼓励，人们期望我为自己和研究所赢得声誉。实际上，天空才是我的中国同事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科学界充满着活力和魅力，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来到中国面临的一个潜在的实际障碍是，如果有一天想要离开这儿，去世界其他地方谋求更高的职位，他们需要在国际科研界刷够存在感。
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形，正当职业生涯早期，我的建议是，在申请去中国工作之前最好首先通过国际社区建好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一旦身在中国，再从头开始建立这种纽带关系，未来发展前景不太乐观，原因很简单——中国太大了，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机构相隔太远。因此考虑去中国工作的博士后应该慎重思考潜在的优势和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