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短短300万年的历史犹如“一瞬间”，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人类已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这颗蓝色星球上。地球迈入人类世，在2000年一个国际会议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2002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人类地理学》，正式提出“人类世”的概念。克鲁岑把人类世的起始地质年代精确定为1784年，即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
在过去的300年间，地球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克鲁岑在2002年发表文章的时候，全球人口为60亿左右，而到2018年初，全球人口已经飙升到了74.4亿以上。
因为化石燃料燃烧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2002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370ppm，比工业革命前高30%；到2018年中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10ppm以上，这比工业革命前高了45%以上，比过去80万年中的任何时候都高，甚至是过去300万～5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
人类的各项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的演变。克鲁岑把人类世的起始地质年代精确定为1784年，即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而人类世的最后时限，应当是到人类自然消亡的那一天，这个时间长度目前未知，保守估计至少应该有数万年。
尽管围绕着人类世的概念还有很多学术争议，但是人类世的概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各界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国“黄土学之父”、已故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指出：“人类世的提出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地质学分期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问题和人类认识自己的问题。”
2016年，《科学》杂志发表综述《人类世在功能上和地层上与全新世截然不同》，提出人类世应该被认作是一个新的地质时间单位，其开始的时间应该为20世纪中期，即1950年左右，当时核能时代开始、人口膨胀、工业急剧发展、矿产和能源加快使用。人类活动给地球留下了无处不在而且持久的印记，与之前的全新世截然可分。
人类世的气候挑战，人类世概念的确定，标志着地球气候系统的演变再也不是纯“自然”的过程，人类活动不断参与气候系统的演变并起到重要作用。根据对两极冰芯的分析，自从进入第四纪以来，随着地球轨道参数的变化，地球气候大概维持着10万年左右的周期，进行冰期-间冰期-下一个冰期的循环演变。自从全新世以来，地球进入温暖的间冰期，高纬度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农业和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繁荣发展。
全新世里，人类成为地球系统演变里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成为重要的改变因子。人类活动已经改造了至少50%的陆地表面，对生物多样性、土壤结构和气候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人类每年向大气排放1.6亿吨二氧化硫，这是所有自然排放量的两倍以上。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氮氧化物总量，远远超过自然过程的排放量。人类活动引发的风化率比自然风化率高出一个数量级。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活动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数量飙升，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10ppmv，这比过去至少80万年中的任何时候都高，由此导致全球温度升高，目前的地球气温几乎和第四纪里间冰期的历史最高温度一样高。
2018年8月6日，由瑞典学者威尔·史蒂芬领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和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文章分析了人类世里地球气候系统的可能演变轨迹。
他们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地球系统存在不少的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些临界点，容易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正反馈过程，突破一个个临界点，会使得地球气候系统脱离冰期-间冰期的旋回/循环，最终导致地球系统不可避免地滑入“热室地球”的深渊。
在“热室地球”状况下，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高4～5℃，这将超过数百万年间冰期的最高温，甚至比中新世时期的气温还高，海平面比今天高10～60米。因此，伴随地球进入人类世，人类的第一生存要义就是摆脱“热室地球”的命运。
研究人员提出了以下至少10个可能加剧全球变暖的地球系统变化，包括：高纬度永久冻土消融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海底甲烷水合物中的甲烷逸出，陆地和海洋储存碳能力削弱，海洋微生物呼吸作用增强，亚马孙雨林退化，北半球中高纬度针叶林退化，格陵兰岛冰盖消融，北极夏季海冰丧失，南极海冰减少，南极冰盖消退。
按照触发以上过程的难易程度，可以分为三档：第一，1℃～3℃。
全球增温在这个范围内时，容易引起夏季北极海冰消融、格陵兰岛冰盖消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亡、南极洲西部冰盖消融和珊瑚礁的白化。第二，3℃～5℃。当全球增温达到这个强度时，可能会导致亚马孙雨林向草原退化、北半球中高纬度针叶林退化、季风区变化、全球海洋温盐环流变化。第三，当全球增温超过5℃时，很有可能引起北极冬季冰雪量减少、高纬度永冻土消融并释放温室气体、南极洲东部冰盖消融等。
由于疯狂的砍伐行为，“地球之肺”——亚马孙雨林，正从天堂变成地狱。地球系统本身的演变包含着众多的正负反馈机制，人类每年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排放400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大约一半被海洋、树木和土壤吸收并储存。然而，我们正通过砍伐过多的树木、大量土壤退化、超量使用水资源，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把自然系统的调节潜力推到极限，一旦越过极限，自然过程的作用就有可能发生逆转。
大规模热带雨林的存在，能够调整湿度和降水分布，即使系统短暂脱离平衡，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恢复过来，从而使自身的生态系统达到新的平衡。然而如果气温持续升高，这种机制会慢慢变弱，一旦全球升温达到3℃，40%的亚马孙雨林可能会“顶梢枯死”，这一过程一旦开启就无法逆转，热带雨林会逐渐退化成稀树草原。在这一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碳，必将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
冰雪在地球气候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南北极海上浮冰的存在，反射了80%的太阳短波辐射，调控着进入地球系统的能量，然而如果增温导致浮冰融化消失，太阳辐射会直接进入海洋，使得海水温度升高，进一步引起全球温度的升高，更高的升温反过来会造成更严重的冰雪消融，通过冰雪-辐射的正反馈机制，加剧全球增温。
据估计，到本世纪中叶，北冰洋夏季将出现没有浮冰的状况，届时冰雪-辐射的正反馈机制会推高全球温度的走势。
在俄罗斯、加拿大和欧洲北部等地区，永久冻土层内封存有大量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所产生的温室效应能力大约是二氧化碳的25倍。一旦地球温度升高，寒冷地区的冻土融化，就会导致甲烷释放，而随着全球增温的加剧，高纬度的野火发生频次也在进一步增加，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导致大面积土地过火，从而引起冻土融化，释放甲烷，加大火势并使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层，造成更强的温室效应。
森林和植物一直被看作是碳汇，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植物的生长会更为茂盛，进而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然而这个关系并不稳固，随着温度的增加，过高的叶面温度会导致植物光合作用效率降低，并且随着温度增加，土壤中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增强，这会把更多的土壤碳释放进大气。
对于植物来说，更大的风险在于，随着温度增加、副热带地区降水减少及干旱区的扩展，北半球中纬度森林的南部区域容易受干旱的影响，从而导致植被退化，从针叶林转变为干旱的草原，这些都会降低森林和植物作为碳汇的作用，甚至出现反作用，成为碳排放的来源之一。
上述正反馈机制的临界点可能并不相同，有高有低，然而当一个临界点被触发之后，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旦一张牌被推翻，就会推动地球系统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变化，而要阻止整排多米诺骨牌的倒下将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当地球气候系统最终滑向“热室地球”时，地球上许多地方的宜居性将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洪涝地区的暴风雨强度和频次将大大增强，而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和酷暑也会更加剧烈，如果西南极洲和格陵兰的冰盖融化，大量淡水注入海洋，会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13米；而一旦东南极洲的冰盖融化，海平面还会再上升12米，这种结果是毁灭性的，因为全球三分之二的特大城市处于海拔低于10米的区域，全球80%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线100千米之内。
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也是人类难以承受的。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一切照旧”，那随着全球温度的持续升高，气候系统的关键的临界点必然会被一一触发，最终导致“热室地球”的悲惨命运。因此，应对之策首先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
目前，地球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前高1.1℃，并且依然保持加速上升的势头，这使得气候系统再难以恢复第四纪冰期 - 间冰期的旋回/循环。
另外，我们要努力避免地球进入到“热室地球”中。让气候平衡到“企稳地球”的状态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虽然这个状态也许不是气候系统内在的平衡态，但是在人类活动的参与下，有可能会实现这样一个稳定状态。在这个状态里，气温和海平面温度的数值几乎是冰期 - 间冰期旋回/循环里最高的，但尚未触发到各种气候临界点，从而保持了全球气候的稳定性。
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刊载的这篇文章来看，全球气候系统陷入气候临界点的逐级崩塌，大概在升温到约2℃，在此之前，气候的演变必然要经过交叉路口：一条是通往“热室地球”的深渊，另一条路可以走向“企稳地球”。具体会往何方去，取决于人类如何有效应对。一旦气候越过分岔点，应对的难度会非常大，甚至可能是劳而无功。
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提高避免进入“热室”状态的可能性，人类对待地球的态度必须有根本改变——从“过渡开采”模式转为“有效管理”模式。基本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增强或者创造碳汇，这可以通过保护并增强全球生物圈或者发展碳回收技术来实现。第三，在必要时，通过气候工程减少气候系统中的太阳辐射量。
在上面三种思路里，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优先的选择，同时也要保护好热带雨林、森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至于气候工程，大都得失参半，副作用明显。例如，往平流层播撒硫酸盐气溶胶，理论上可以降低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但是很有可能引起全球水循环的改变、造成海洋和生物圈的损失与蜕化，并且有极大可能引起臭氧损耗，使得到达地表的紫外辐射增强，这是严重的气候灾害，而且也无法抵消温室气体升高造成的海洋酸化。
另外，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工程，通常规模巨大，在经济和环境上的可行性并不高。
尽管温室气体减排是当前的最优选择，但真要做到大幅度减排并不容易，甚至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取得效果。减少碳排放的第一目标应该是到2050年完全停止碳排放。但是当各个国家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前，预估未来气候变化主要利用气候数值模式，即：在假定的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讨论气候系统的未来状态，其中包含了预估未来的三个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不确定性、数值模式的不确定性以及气候系统本身内部变率的不确定性。
此前，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前两个不确定性上，一方面力求设计更合理的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数值模式的模拟性能，然而关于临界点的研究揭示了另外一个不确定性，那就是地球气候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会因气候系统临界点的问题大大增加，甚至可能出现更剧烈的气候变化。
如果随着温度增加，地球发生生物物理反馈过程的变化，例如，当生物圈的退化引起生物圈碳汇能力的降低，甚至成为碳排放源，或者温度变化引起海洋微生物呼吸作用的增强，从而减少海洋碳汇的能力，或者发生冰雪减少-反照率降低的冰雪-辐射的正反馈作用，那必然会引起一系列反馈过程，该过程甚至会变成主宰气候系统走向的主要因子，人们评判和预估未来气候的发展将更为困难。
为避免临界点的突破以及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甚至更低就成了必然选择。
2018年已接近尾声，此前各地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过程昭示着今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
年初美国发生“炸弹气旋”的极端暴风雪，年中北半球夏季热浪滚滚，北极圈内温度超过30℃，阿曼创下了夜间最低气温超过42.6℃的极端酷热天气，暴风雨给北美、日本和我国等多地带来洪涝灾害，多个台风登陆我国华东，并频频北上，在河南和山东留下满目疮痍。极端气候事件频发，这是全球变暖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未来，没有最高温，只有更高温，“热室地球”的命运正在前方招手，人类社会警铃长鸣。
面临全球变暖的挑战，人类是否拥有足够改变地球的能力，考验着每一个人。不过，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距离分岔点不远处的大门已经在吱吱呀呀声中开始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