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出生于1929年，是当今生物学界当之无愧的翘楚，被誉为“社会生物学之父”。大约200万年前史前能人时期发生的大脑体积的迅速增长，是生命史上有机体复杂程度发展最迅速的一次转变。这种转变，以进化过程中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独特模式为驱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创新提高了偏好智慧与合作的基因的传播速度。在互惠的作用下，由此产生的遗传变化又进一步提高了文化创新发生的可能性。
直至今日，科学家普遍认为，这种转变始于生活于非洲的一个南方古猿群体将饮食习惯从以植物为主换成了以烤熟的肉类为主。这一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像从菜单上点菜一样出于偶然，也不仅仅是口味上的调整，而是从解剖学、生理学和行为上发生的遗传学上的彻底改造。由此，能人身形变得纤瘦，下颌与牙齿缩小、变轻，颅骨增大呈球形。
同时发展变化的还有社会形态，他们从像黑猩猩一样在受保护领地内闲逛，或是独自找食，或是三五成群，变成了更大更强的协作式群体。所有人以营地和会合地点为中心，有计划地离开并返回，像狼群一样。这些能人拥有解放的双手和更强的智慧，很可能学会了将火种带回营地，并对篝火进行保护和控制。对史前画面在理论上的重建，得到了化石和当代采集狩猎者生活方式的佐证。群体成员间会分享大型猎物的肉类，就像狼、非洲野狗和狮子一样。
此外，由于生活在地面的大型灵长类动物总体上具有相对较高的智慧，这使得前人类进化可以在合作与分工上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在社会技能上不断竞争，促成了个体层面的自然选择，而群体之间的竞争又加强了自然选择的效应。由此，前人类的各项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群体层面的自然选择尤其偏好利他主义与合作精神。按逻辑推理，上述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文化进化与遗传进化之间的作用积极地相互增强。
单独拿出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提高大脑增长的速度。而在两者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相互正增强。从能人到尼安德特人再到现代人类，大脑的体积一直在迅猛增长。一开始增长速度较为缓慢，而后越来越快，直到达到颅骨相对体积的物理限制带来的反作用力而造成的极限。最终，一个简单的解剖学因素减缓并抑制了人类智慧的进步。
在投石掷矛的漫长岁月中，人类有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并不是为了超越智人原始种族的水平，用越来越细长的脖子去支撑不停增长下去的摇摇欲坠的大脑袋。头部体积的增长在大约30万年前停了下来，而此时所达到的水平已经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发生，是科学与人文达成统一的基础。我们不妨以衰老的过程为例来阐释这一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死去？更宽泛地说，为什么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特定的生命周期？
如果你想为牧羊人或野猪猎人找一只寿命较长的狗作伴，那么就更应该选择吉娃娃（平均寿命为20年），而不是大丹犬（平均寿命为6年）。植物也有先天决定的生命周期。美国北方的针叶树有百年的寿命，木兰能长到150岁，而美国西南部的红杉和松树能存活数千年之久。但这些长寿植物最终也会衰老、死亡。对于科学和人文来说，还有什么是比人类生命周期和预设的人类生命跨度更重要的研究课题呢？
进化生物学中用于解释衰老和死亡的流行理论认为，每一个物种都进化出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其中绝大多数个体会因疾病、事故、先天性缺陷、营养不良、战争等外界因素而死亡，其实际寿命长度远低于潜在的最长寿命。旧石器时代的生存规则就是如此严苛，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50岁。这种特定的长寿前死亡率至今虽有所改善，但依然适用于绝大部分人类。
由此，自然选择便将活力与繁殖动力交给了人生的早期阶段，将富有生命力的生理机能和青春洋溢的心理状态赋予了年轻的成年人，而忽略了年龄更大的成年人。可以说，自然选择是选择放弃了对中年和老年阶段的投入。随着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到来，以及农业和粮食储存的出现，再加上外部因素导致死亡的情况日益减少，人类生存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也令自然选择在人类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中重新定向。
文化进化削弱了旧石器时代的死亡因素，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生育年龄也延长至绝经期。未来子孙后代所要面对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仅仅是延长至中年的青春活力和生育能力，还有人类整体的遗传变化。绝经期的起始点会进一步推后。对文化进化和遗传进化的影响，也会相应增强。贯穿人类史前史，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进化遵循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过程。
语言和技术不断挑战边界、一往无前，能最好地利用上这些进步的遗传谱系，也会获得达尔文主义的青睐。事实上，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让人类迈出巨大步伐的“能人革命”，是由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而驱动的。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早期的智人阶段，文化基本创造不出来多少技术创新。如果真的有技术创新，那么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出现就会比实际情况早许多，如今也不可能存在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社会。
另一方面，我们从逻辑和收集到的证据中可以推导出，在水平越来越高的移情与合作所构成的复杂社会行为的带动下，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促生了早期的口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