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依旧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科技界还是产业界，对于这个问题都“如鲠在喉”。10月22日，本报7版刊发了一位老科技工作者的署名文章《怪现象围城：如何提高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力》，引起读者热烈讨论，不少科研人员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为让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采访了几位电子领域一线科研人员和相关科技政策专家，旨在分析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为何存在短板，理性认识与发达国家差距，从而呼吁学术界、产业界凝心聚力努力攻关，摆脱被“卡脖子”的逆境。
陈宝钦，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李实，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世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研究员；余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杜宝贵，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国家科技政策东北研究中心教授。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技术引进的目的是找到真正的差距，包括技术本身以及组织技术应用的体制和机制等诸多方面。技术引进也能形成有效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国内相关企业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技术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某些技术攻克难关的进程，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自主研发在某些情况下是在国外技术封锁条件下的被迫行为，攻克难关也需要在最大限度引进国外最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展开，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更是如此。
在政策层面，我们面临着一些设计难点。首先，以国家使命为导向的政策，很多东西都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市场、制度、投资、人才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又需要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以自己的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可用、能用为目标，我们要如何兼顾国家战略需求的急迫性、核心技术突破的复杂性和相关产业创新生态培育的长期性？第二，如何平衡自主可控核心技术体系与通过全球开放合作来发展的不同战略目标？
这两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总是完全平衡的。如果从战略需求角度强调做绝对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从开始的器件到应用端的程序，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来做，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意识到大量的技术领域是要靠全球协作来发展的，业内全球顶尖公司在很多环节上也大多是与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进行开放合作。
因此无论是做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还是通过开放合作以嵌入全球价值链来发展自己，我们都要审时度势，来探索一个如何在战略上平衡的问题。第三，重大核心技术攻关计划的制度设计如何做到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诉求的兼顾？企业要在竞争中存活下来，企业投入要有回报，重大科技计划的设计要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兼顾，这也是很有挑战的。
此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卡脖子短板”背后有深层的科学问题。
比如，航空发动机的研发难在哪？难在其背后深层次的基于学科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国外航空发动机大公司，即使它们把图纸给你，你也不一定做的出来。为什么呢？我们在关键材料领域的性能、研发方面有很多工艺和科学问题还没有完全过关，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样品，但还需要经历几十万个小时残酷的超高温、超高压的考验。我们航空发动机在关键材料上不能完全顶上。
而在航空发动机的关键制造技术体系、过程与集成方面，复杂的产品系统涉及几百家供应商做零部件集成整合，如果没有构建很强的技术体系是不行的。在航空发动机的维护诊断方面也有大量的科学问题，国际上大公司在此的健康管理方面也有我们不具备的成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