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大家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思考背后的人和故事。另外，嘉年华还有美好年华的意思，这些孩子原本都有美好年华。正如19世纪英国学者列文斯坦所说：“人口的迁移流动意味着生存和进步，而静止则意味着停滞和萧条”。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劳动力人口开始按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这场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人口迁移，被认为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移民”活动。
据统计，在中国农村，有15%的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由农村迁移至城市务工，伴随这些家庭结构的改变，大量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受到直接影响。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一方或双方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100多万。其中不满14周岁者约占七成，而从监护情况看，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隔代照料。
近几年，农村留守儿童相关问题逐渐受到关注。但对留守儿童性教育，特别是青春期性意识和性心理发展特点和状况的研究还是不多。现有的来自我国不同地区的一些调研表明，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性意识发展迅速与性心理稳定性发展较差的情况同时并存，这导致留守儿童在与异性交往中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和障碍；同时伴随监护力量薄弱，留守儿童特别是女童青春期性安全问题也愈发凸显。近年来，留守儿童被“性侵”事件屡屡见诸报端。
2013年，河南56岁乡村男教师性侵16名小学留守女生案；2016年，互联网传播偏远乡村留守儿童淫秽视频案；2013年12岁湖南女童生子案等等让人触目惊心。然而，这还只是被关注到的一小部分，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这意味着，未被揭露或公开的儿童性侵案件数量是我们目前已知数量的7倍之多。
有研究表明，儿童遭受性侵害的可能性与其对于性侵害的防范意识强弱程度密切相关，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能够有效减少性侵害的发生。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通过性教育，帮助其建立对于性的正确认识，增强其对性侵害的防范意识是应对自身弱势，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重要途径。
国外的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了较为完善的性教育体系。作为最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瑞典于1953年开始强制性的学校性教育，在1956年已经将性教育规定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1967年美国“全国学校委员联合会”和“美国学校管理者联合会”通过推行中小学性教育的决议。此后，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荷兰等国家也陆续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性教育的课程。
然而，到目前我国的儿童性教育工作始终不够完善。学校教育依然普遍有片面追求升学率，压缩性教育课时，回避“性”话题的倾向。有数据统计显示，超过八成中国家庭明确表示“从不”或“几乎不”专门地与孩子交谈性安全方面的有关问题；有近四成家庭表示从来不对孩子进行性安全方面的教育。也有许多家庭的家长自身性知识十分匮乏，甚至搞不清楚到底什么算是性侵害以及什么是“儿童性游戏”。
性教育意识的缺乏和不完善也体现在学校性安全监管缺位上。在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中，学校教育起着更为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其中教师担负重任，更是留守儿童的引路人。而当前，有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性侵案的施害者却是所谓的“师长”，这和教师选拔、师德规范的不足有关。
性教育意识的缺乏和不完善还来自社会保护体系的薄弱，特别是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社会保护体系的简陋形成强烈反差，使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保护许多时候流于形式，进而使幼小的他们独自面临诸多困惑和风险，从而受到无形或有形的实质性、永久的伤害，给家庭、社会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
让性教育在留守儿童群体中付诸实践，在尊重儿童性主体权利的基础上，推进性教育的完善是当前家长、学校、社会必须共同面对和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充分给予关爱；学校要积极落实性教育监管、心理疏导等措施，社会要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