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在战争中，即使是科学家也难以在象牙塔中独善其身，甚至有不少科学家会亲身参与其中的重要事件。我们熟知的二战中，同盟国和轴心国竞相研究原子弹技术，诸如奥本海默（美）和海森堡（德）这样的核物理学家都在战争中大展身手，殊不知，一战时期的科学家也同样活跃，只不过更多的是在化学领域。
一战剪影：炮击后的废墟、飞机、坦克、毒气战……与二战不同的是，一战期间哪一方更正义，似乎是个说不清的问题。除了政治因素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一战的双方在武器使用方面都没有底线可言。如今，除了邪教或者恐怖分子，谁都不敢背使用化学武器的恶名，但是在一战期间，化学武器却是正规军们手握的利器，而在战场指挥作战的，竟是一些化学家。
1915年的德军前线，弗利茨·哈伯掌管了使用化学武器兵权。
他是爱因斯坦的密友，二人同为犹太人，也都是天才级的科学家。此前，哈伯第一次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合成氨工艺，从此解决了生物圈氮元素不足的问题，人类得以利用空气中海量的氮气生产氮肥，从而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哈伯被誉为“用空气变面包”的人，也因此荣膺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然而，他的技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炸药生产变得更容易，毕竟在当时，最常用的炸药还是诺贝尔的发明——硝化甘油。
因此，一战期间哈伯进入军工厂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也是在军工厂，他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化学武器。
他想到的化学武器是氯气，这种黄绿色的气体能溶解在人体粘膜的水分中，产生破坏性极强的次氯酸和盐酸，造成咳嗽、呼吸困难乃至死亡。为了让氯气能够在战场上实用化，他还亲自上阵指挥。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就在哈伯肆无忌惮地依靠氯气推进战线之时，法军也派上了一位诺贝尔得主格林尼亚（1912年化学奖）。
他发明并冠名的格氏试剂，极大地推进了有机化学的发展，至今仍在使用。或许也是在有机化学方面的独特造诣，格林尼亚的招式也比哈伯更“有机”一些，他选择了一种有机物作为武器，那就是日后声名大噪的光气（COCl2）。比起氯气，光气的毒性更强，而且没有颜色，对方军队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到凶险的降临。
不过，正如战争不会有真正的赢家，这两位在战场对抗的顶尖化学家，也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使战争更加惨烈、双方士兵承受更多折磨与伤亡。随着化学武器的恶名远播，他们都受到了一定非议，特别是始作俑者哈伯，被许多同行“划清界限”。和西线德法战场上碰撞的两位诺奖巨星相比，俄国化学家捷林斯基的声名并不算显赫，但他的功绩也许更值得我们铭记。
捷林斯基也在一战的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化学武器。
他没有去跟同行针锋相对，而是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范化学武器。他发现，多孔物质可以有效地吸附氯气这类气体，于是他找到了性价比很高的活性炭，填充在滤芯中做成防毒面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鼻子”。到了1916年，各国士兵已经能够戴着制式的“猪鼻子”出没在一战战场上了，而当他们脱去戎装之后，这套防毒面具的技术却留了下来，一直沿用到现在。
如此说来，诺贝尔奖委员会也欠了捷林斯基一枚奖牌，只不过那应该是个“和平奖”。
如今，一战硝烟早已散去，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合成氨技术仍然在为人类贡献源源不断的氮肥，氯气被用于消毒、漂白和化工生产，活性炭依靠强大的吸附技能活跃在废气处理、水净化等领域。那些战争中的技术终于被驯服，用于积极的用途。可是，化学武器这个人类亲手释放的恶魔，何时才能被彻底消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