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刚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长期从事电化学和表界面科学研究，提出电催化活性位的结构模型，揭示了表面原子排列结构与电催化性能的构效关系，发展了高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的电化学原位红外反射光谱方法，系统研究电催化过程，阐明了多种有机小分子与铂电极表面相互作用的机制，创建了电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成功破解高表面能纳米晶制备的难题，首次制备出由高指数晶面围成的高表面能铂二十四面体纳米晶，显著提高了铂催化剂的活性。
曾获国际电化学会Brian Conway奖章、中国电化学贡献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收到厦门大学电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封信，招生老师亲切地写道：“本来您没有报我们学校，也许接到通知书又高兴又奇怪。”他解释了把我调剂到这所学校的原因，也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和欢迎。这封信我至今还留在身边。
我家在四川一个叫作“万县”的小县城（今重庆万州）。厦门在哪里，我从没听说过。四川话管“厦门”叫“耍门”，乡亲们还拿我打趣，说我考上了一所玩耍的大学。就这样，我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那时我并不知道，厦门大学将是我数十年扎根的地方。
我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我和两个妹妹还小的时候，他们就双双下乡去了。当时下乡干部的子女都托管在县委机关幼儿园。所以说来好笑，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都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后来幼儿园拆掉了，我又借住在别人家里。1966年我读完了6年小学，但初中才上了半年，就碰上“文革”。一部分老师坚守在教室里上课，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只知道没人管了，都在走廊里打闹玩耍。这段时间的学业就这么荒废了。
初中毕业后，不到16岁的我开始了“上山下乡”。村里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我年纪也小，个头也小，总被安排和妇女同志一起干活。后来，生产队长终于想出了一份适合我的活计：每天早上举个扩音筒给大家读报纸，宣传时事政治。我也通过这份工作认了不少字，积累了一些语文知识。
1972年，区里要修一条公路连接各个公社，请来了县里的一支交通大队，需要找几个知青帮忙。
尽管我只有小学知识水平，但在村里也算半个文化人，就被选中了。当时给我分配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拿着标尺跟在队长后面，他选定路线后，工人打一个桩，我就过去把标尺立在桩上，再由后面的人测量。每天晚上，几个技术人员都忙于计算造价、土方等。我感到十分神奇。这些技术人员还聊天，说现在参加学校招生考试的学生什么都没学到，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我听得心下一惊，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
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复出抓教育，学习潮再次涌起。不少学校都要新招一批学生，我决定参加考试，争取学习的机会。大多数学校的入学考试都考数理化，我基础不好，就选择了只考语文的农业学校。大概是得益于那段读报纸的经历，我幸运地被一所省重点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了，分配到农业机械化专业。这个专业的课程很扎实，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工程力学、机械制图、农业机械维护管理等。毕业时我甚至还拿到了拖拉机驾驶证。
从学校出来后，我开始在县区的农业机械化管理站上班。一天，管理站附近农机修理厂的一位老师傅来找我，说电动机坏了，他按经验修理后转不起来。我给他仔细讲了其中原理，也建议了解决方案。但电动机是公家财产，老师傅不敢轻易采纳他从未听说过的方案，犹豫再三还是走了。没过几天，老师傅又回来了。这次我俩一起动手，当电闸合上的瞬间，电动机立刻转了起来。我们俩都很高兴。这件事让我出了名，周围的工人有什么要修的都来找我。
我又一次领教到知识的力量——我并未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就学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迫切地希望学到更多知识，于是找来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把大学的代数、微积分和电磁学基本都自学了一遍。
1974年到1977年，我到县里的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叫“研究所”，我做的却是非常基础的工作，跟科研毫无关系。
这里工作比较辛苦，我常常出差去考察煤矿，跟工人们一起进入矿井，出来时浑身都是漆黑的煤尘。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知青们大都非常激动，都说这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但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的大妹妹下过乡，已经通过工农兵推荐途径上了大学；小妹妹刚刚高中毕业，成绩不错，全家都盼着她能考上大学；至于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似乎更适合留在家乡，侍奉双亲。
正因如此，我并没有专门复习备考，而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怀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
我记得很清楚，一道语文考题是默写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恰巧我们县城有个高音喇叭，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和音乐，有段时间播放的就是这首配乐的《蝶恋花》，我每天听着，不知不觉早已刻进了脑海里。我觉得题目不算难，每门考试都是第一个交卷。
我们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有一次刚走出考场，一位认识的监考老师关心地问我：“你是不是题都不会做，所以这么早就出来啦？”我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反正都做完了。”现在想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好，就连考试结束后我都没有专门去打听成绩。相比之下，身负众望的小妹就紧张得多，尽管她的学习基础比我好，但这一次还是落榜了。幸运的是，小妹半年后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家一下出了三个大学生！这可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大喜事。
被厦门大学录取后，我专门去查了资料，才知道厦门有多远。那时交通不便，父母也没有能力远行送我。好在我们那儿有人在厦门当兵，我就提出和他们一起走：先坐轮船到九江，再从九江转火车，辗转四五天终于到了厦门。因为不能自主选择行程，我提前好多天到了学校，是这批考生中第一个报到的。厦大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现在大家熟知的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但在当时，厦门到处是低矮破旧的房子。
在我这个小县城孩子眼里，这座城市的条件比我老家也好不上多少。当然啦，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幸福。当时这里还没有游客，海滩非常安静，常常能捡到漂亮的贝壳。我们那批学生无论在年龄、背景还是学识基础上，差别都非常大。最小的学生才十五六岁，最大的一位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刚开学，我们就举行了化学和英语两门功课的摸底考试。老师会格外关注基础比较差的学生，适当开开小灶。整个大一，我就着重学这两门课。经过一年恶补，我的英语和化学成绩都上来了。尽管之前我对化学毫无概念，但我很快发现化学真是有用。就拿我学的电化学来说，从老百姓最常接触的电池、自行车，到最尖端的导弹、潜艇，都会用到。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基本处于和平年代。
但福建这边的人民解放军和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还在打炮仗。当时叫“单打双停”，也就是逢单日炮击，双日暂停。一到单日的下午5点，我们在学校就能听见几声炮响，还能听到两岸的大喇叭互相宣传。每天傍晚5点以后，解放军用树枝把沙滩上的脚印拓平，早上再去看有没有新的脚印出现，以此判断是否有特务连夜登陆。身处厦门前线，我们这些大学生也被编入了民兵队，考虑到我以前做过干部，老师任命我为民兵连长。
我们当时可是要真枪实弹地站哨的。我们还挖过防空洞。夏天洞外炎热、洞里阴冷，有些同学扛不住忽冷忽热的温差，感冒发烧了，还得打奎宁针。这些经历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平添了几分劳作的艰苦和气氛的紧张，这是内陆大学的学生们体会不到的。也正因如此，我们这批学生有着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82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报考的导师是田昭武院士。成绩出来后，田先生问我，你想出国吗？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就抓住了。
我们这批学生先被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由几位法国来的老师培训法语，这些老师一句中文和英文都不会，教我们法语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比如放出一幅汽车急刹车的画面，同时响起刺耳的声音，接着再出示一个法语单词：“当心！”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常会话。之后我们又到法国接受了3个月培训，便去巴黎第六大学的电化学专业上课了。法国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教材，没有讲义，全凭老师用纯法语授课。
讲课的内容我们还能听懂一些，但有时候老师用法语开个玩笑，其他学生都笑了，我们就只有傻看着的份儿。
留学的路上还有一道坎儿要过。法国教育部一开始并未允许我们注册学籍，要等到半个学期后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够好才能留下来继续学习。刚好我学习的实验室里有一位法国同学，每次下课我就把他的课堂笔记借去复印，晚上拿回宿舍边查字典边学。
终于等到统一考试，虽然我们连题目都读不大懂，但一看到那些公式方程，就猜到了八九分。有趣的是，有一道题我虽然会做，但不知道如何用法语表示，就干脆画了一幅原理示意图上去。分管我们这批电化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女婿。这次考试结束后，他兴奋地说：“咱们班上这两个中国同学，法语讲得一窍不通，学习成绩倒很好！”就这样，我们注册成为了正式留学生。
经过一年学习，我的法语基本过关，不仅能听懂老师讲课，还能用法语写论文、答辩。法国当时有两级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士。成绩最优秀的人才能注册国家博士学位，而只有获得这个学位，才有到大学任教的资格。我幸运地拿到了国家博士学位，进入法国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在法国科学院，和我同导师的是一位早来一年的法国学生，最后我俩一起毕业。大家都很吃惊：“中国学生可真勤奋呀！
”在法国留学5年后，我又回到中国，回到了厦大。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所大学有太多让我感动的事情。
留法学习期间，田昭武先生多次到法国考察。他每次来都看望我们这些厦门大学的留学生，给我们讲中国发生的变化，鼓励我们学好本领，回国做事。他还告诉我，厦门大学将要建立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而这正是我在钻研的方向。我想——是时候回去了。
回国后，我首先来到北京，去科技部博士管委会报到，联系做博士后的事宜。当时博士后的待遇非常优厚，提供两室一厅的住房，还会妥善安排家属。相应的，博士后名额也非常稀缺，每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招收两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很遗憾地告知我，厦门大学的博士后站已经招满两人，问我愿不愿意到另一所知名大学去。
我回到厦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田先生。没想到学校非常重视这件事。
他们很正式地写了一封公函，表示只要博士管委会多给一个名额，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厦门大学自理，不给国家增添任何负担。我把公函带到管委会，两天后，我得到答复：同意申请，给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增加一个名额，支持你去厦门大学！这就是厦门大学的优良传统——饱含人情味儿的凝聚力。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走在校园里，我们知道每栋楼的名字，知道这是哪位校友或华侨捐赠的。
我们77级、78级的大学同学，也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回馈母校。作为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就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40年了，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特别对出身偏远农村的寒门学子，是不可替代的大好机会。不过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一考定终身”“华山一条道”的模式终将成为历史。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构建一个终身学习型的社会，让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培训。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气魄、有闯劲儿，向着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方向勇敢进发，行行都能出状元、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