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乡村里，有一个奇特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一直饲养着一些猕猴。这些猕猴馈赠的数据为科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它们使人类发现了自身的一个重要属性，解释了抑郁症、多动症等精神健康问题存在的意义。借用猕猴来研究人类的精神疾病非常合适，因为猕猴的社会结构与人类的很雷同，而且猕猴的DNA和人类的相似度为95%，能超过这一数值的只有大猿（如黑猩猩、大猩猩）。
演化生物学家Stephen Suomi是这个位于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动物行为学实验室的负责人。Suomi可以说是“阅猴无数”了，但是让他最感兴趣的，是一类对社会适应不良的猕猴。这类被他称为“抑郁”或“神经质”型，大概占20%，它们呆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更长，而成年后更加孤僻焦虑，拥有的同伴也更少。
1997年，Suomi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Klaus-Peter Lesch对猕猴进行了基因分析。他们发现一些猕猴和人类一样，带有一个和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突变。但离奇的是，其他灵长动物都没有这个基因突变。他们的研究发表在2002年的《分子精神病学》上，引发了轰动。
不过，Suomi依旧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说只有人类和猕猴才会生抑郁症？人类和猕猴在灵长动物里是特殊的？
”的确，在灵长动物中，人类和猕猴有相似的演化史：人类和猕猴都适应了许多不同的生存环境，猕猴是非人灵长动物中分布最广的。这样的进化历程是否是人类和猕猴共有抑郁症相关基因突变的原因？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不就可以推出一个更加反常的推论了么——让人类和猕猴拥有广泛适应力的原因，或许就是这些抑郁症相关基因？
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推论，不但违反了常识，还打破了许多科学理论，不过它并没有立刻被丢入废纸篓，而是掀起了一股行为遗传学的热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发展学教授Jay Belsky在人类基因学研究中的一个意外发现，恰好为Suomi的猜测提供了强心剂。Belsky在研究基因和环境的交互时发现，一些携带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突变的人并没有患上这些疾病，反而比没有携带这种突变的人更优秀。
后来，类似证据不断涌现。许多研究表明，让人容易罹患精神疾病的基因，也可以让人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成功。这就像Leonard Cohen的歌里唱的那样，有了裂缝，才能有光透入。
Belsky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后发现，那些携带了精神疾病相关基因突变的人，如果早年成长在恶劣的环境中，那么就更可能最终发展出相应的精神疾病。
但是，这些高风险人群如果成长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则不容易罹患相关精神疾病，甚至还可以比别人发展得更好。来看一个经典的研究。2004年，荷兰莱登大学的学者MARIAN Bakermans-Kranenburg扛着摄像机进驻到2000多个暴躁逆反的1-3岁幼儿的家中。这些熊孩子经常哭闹大叫，喜欢发脾气丢东西，不听父母的话。
许多研究发现，在这个年龄段展现出这类行为的孩子往往日后学业不佳，并很可能发展出反社会倾向。而这种行为，和一个名为DRD4的基因有关。DRD4基因也叫多动症基因，它的某个突变会让携带者成为多动症高风险人群，表现如上所述。但是，Bakermans-Kranenburg在对这些家庭的儿童和父母的基因以及攻击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在遇上冷漠严酷的母亲的情况下，携带DRD4突变的孩子才会表现出暴力行为。
光有冷漠的母亲，或光携带DRD4突变本身不会让一个孩子变得更有攻击性。更重要的是，DRD4这个基因的突变不仅和多动症和霸凌行为有关，也和热爱探索和寻求奖赏的个性有关。
把携带高风险DRD4突变的孩子交给一个善解人意的母亲，结果会不会不同？
为了证实这个设想，在8个月的时间里，Bakermans-Kranenburg造访了其中120户家庭，拍下了他们的育儿片段，然后把这些片段剪辑成育儿培训视频，供其他母亲学习如何识别孩子的情绪。比如，一些熊孩子在母亲给他们念书之后，表现得很愉快，这样的片段让其他母亲知道，给孩子念书可以缓解他们的敌对行为。
Bakermans-Kranenburg把157个有暴力行为的1-3岁儿童的家庭分成2组，其中一组的母亲观看了这些共情指导视频；另一组没有接受任何指导。在这样干预了18个月后，2组原本相似的家庭出现了分化。那些携带多动症基因突变，并且母亲接受了共情培训的孩子的攻击性下降了27%，下降程度超过那些低风险型基因突变，或者母亲并没有接受育儿指导的儿童。
这项研究发表在2008年的《发展心理学》上，目前被引用了超过450次。
在另一项研究中，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Ariel Knafo也对携带高风险DRD4突变的3岁儿童进行了研究。在实验里，研究者假装不小心撞到了膝盖，还弄丢了娃娃，借此来看看这些3岁的孩子会不会过来帮忙或者安慰自己。结果，那些携带多动症基因突变，并且母亲冷漠的儿童对“痛苦”的研究者无动于衷；意外的是，那些最乐于助人的孩子也携带这个突变，不过他们有热心体贴的母亲。
再来看看成年人身上的研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Shelley Taylor研究了携带5-HTTLPR基因突变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症。5-HTTLPR基因和大脑中的血清素（一种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的调节有关，它有3个等位基因，其中一个容易让人患上抑郁症，但一个却可以对抗抑郁症。在这项研究中，那些携带抑郁症高风险等位基因，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抑郁症状。
但是，那些抑郁症状最少的人也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只不过近期的生活压力更少。
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发展理论——差别易感性假说。这个理论指出，一些人就像蒲公英，一些人就像兰花。蒲公英说得好听点是适应性强，说得难听点是比较“贱”，对环境要求不高，好养活，人行道的缝隙或者沃土都不成问题。蒲公英型孩子对养育条件并不敏感，不会出大岔子，也少有惊人的成就。
亚利桑那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Bruce Ellis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W. Thomas Boyce指出，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蒲公英型儿童”的说法。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们口中的“正常的”、“坚韧不拔的”、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
但是一些孩子却像兰花，说得好听点是金贵，说得难听点是“矫情”，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在不适宜的环境里，这些孩子的恶行就会暴露，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一旦得到适宜的环境，兰花绽放的花朵，足以让蒲公英黯然失色。换言之，兰花型孩子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弹性，但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不足。蒲公英型孩子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韧性更强，但弹性和可塑性不足。
Belsky认为，你无法强迫一个兰花型孩子展现出韧性，因为可塑性和韧性本来相悖，放大环境的影响是兰花型孩子的天性。你要做的，是给予他们适宜的外部条件。2010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的一项对罗马尼亚孤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项研究发现，在进入了高质量领养机构后，那些携带高抑郁症风险的5-HTTLPR突变的孤儿的变化最大、获益最多。
“蒲公英-兰花”理论解释了过去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既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对本人、家庭和社会有那么多危害，为什么它们没有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因为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或许能在肥沃的土壤中开花。正如Belsky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生化学家Michael Pluess所言，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并不可知。
从进化的角度看，不同基因突变的组合犹如买股票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提高预期收益。蒲公英型犹如稳健型的蓝筹股，能给一个物种带来稳定；而兰花型如成长型股票，发展迅猛但风险很大，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在艰难时期，物种的延续需要韧性强，但弹性弱的蒲公英型；但是在重大变革时期（如战争、移民、技术革新），则需要兰花型来推动进步。
一些研究发现，人类身上的“兰花型”基因突变实际上是在近5万年内出现的。近5万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时代。因此犹他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在《万年爆炸：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指出，兰花型基因突变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偶然，而对智人有重大意义，“近5万年，是多动症基因突变扩散的5万年”。
虽然差别易感性假说很年轻，目前的实证研究基础根基尚未扎实，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W. Thomas Boyce多年来从事的是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他指出兰花型基因假说“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看待人类精神病的视角。把携带某些高风险突变的孩子放在正确的环境里，他们不但能变得更好，还会变成最好的。
”哈佛医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Karlen Lyons-Ruth则表示，“是时候严肃考虑一下这个理论了。”
天使和魔鬼或许是硬币的两面，环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