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历史的动荡被耽搁了学业，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马中骐仍然感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幸运而幸福的。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科研历程，他说，“正是国家‘科学的春天’的一系列政策使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使我能够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马中骐，祖籍杭州，1940年3月生于上海。1981年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留所工作，1982年获得中科院数理学部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证书编号10001，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博士”。1991年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
1956年，我在上海市东中学毕业。高考前，校长找我谈话,说组织需要我报考兰州大学物理系。
我接受组织分配，以第一志愿高高兴兴地报考了兰州大学物理系。我认为物理是研究自然规律最基本的学科，符合我的志愿。当年大概有60多人，按照组织要求，一起从上海报考到兰大，有专人带队送行。我们先是乘火车到西安，然后坐“闷罐子”改造车，从西安经过两天一夜才抵达兰州。在兰州大学学习的五年，我们先后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运动。
后来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困难，但大家对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学习劲头很足，好多同学饿得浮肿，甚至昏倒了，还在拼命读书。
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我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功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认识了我的好导师：中科院老学部委员、北大物理系教授胡宁先生。
胡宁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每周两次举行学术讨论会，要求每个学生广泛阅读文献，并在会上轮流作报告。他高瞻远瞩，及时决定从流行的色散关系研究方向转向粒子物理对称性的研究。对称性研究中大量应用群论，我正好如鱼得水，那一年我与同学合作发表了两篇学术文章。
1978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见》，决定1978年正式恢复招考研究生。
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发布招生通知时，报考人员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而我当时已近38岁了。但转机很快来了，全国科学大会三月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的导师胡宁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他和其他老先生联名提案：1964年、1965年的研究生，由于被耽误，没能完成学业，但水平较高，建议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
考试前50天，我幸运地在学校阅报栏看到《甘肃日报》上刊载的一则通知 “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继续求学的梦想终于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1980年，全国人大讨论建立学位制度，确定我国设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培养中国首批博士。胡宁先生当时第一个为我报名。
同年8月，我接到通知，要在12月交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一个热门方向——磁单极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方向。这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恰好我看到“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一篇谷超豪教授的新文章，提出了一种研究磁单极理论的新方法。高能所特批我到上海向谷超豪教授请教，并得到了谷先生和胡宁导师的认可。经过两个月的计算，我带着最终的计算结果请谷先生审阅，他认为这个结果已经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平。
1982年2月6日，高能所举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院士，答辩委员是胡宁院士、朱洪元院士、戴元本院士、谷超豪院士、侯伯宇教授、李华锺教授。这是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我由于有过从教经历，这次答辩进展顺利，没有一点紧张。七位答辩委员会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我的论文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是年三月，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为我签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现在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学位授予大会的请柬门票、主席台的坐票、次日钱三强院士组织座谈会的请柬和1991年获得的“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证书全捐给了国家博物馆。证书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我认为把证书留给国家博物馆是最佳选择。
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建立学位制度这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好政策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了太多幸运和曙光，我们这一代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才能继续读书、深造，才能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发挥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