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后，为巩固战争胜利的成果及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统治者开始往全国的一些重镇及军事重地派驻八旗兵进行驻防，驻防的八旗兵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为主，广州便是驻防点之一。
八旗兵派驻广州，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政治上，与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有关。“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兵力雄厚，据守一方。
其中尤以吴三桂的实力最为强大，拥有53佐领和绿旗兵1.2万，超过耿、尚二藩兵力的总和。庞大的军费全由国库支付，随着这三支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突出尖锐。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康熙帝削藩为由起兵反叛。随后，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之子）也叛于福建、广东。一时间，战火在滇、黔、粤、湘、川、桂、闽等地蔓延。吴三桂以1674年为周王元年，自称天下招讨都元帅。
面对叛乱，康熙皇帝采取大力讨伐与招抚笼络双管齐下的策略。1681年，清军攻入云南，吴三桂之孙吴世瑶自杀，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最终平定。
经济上，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港口之一，也是对外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清顺治六年（1649），清军攻陷广州，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汉族民众的反抗，曾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
到了康熙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康熙皇帝于1685年下达“开海贸易”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八旗兵防驻广州有利于防范国外商团、保护本国通商安全及稳定商贸秩序。《驻粤八旗志》记载，康熙年间始派汉军八旗驻防广州，到了乾隆时期又增派满洲八旗到广州驻防。据光绪四年（1878）统计，驻防广州的满洲八旗官兵及其眷属达到6000多人。
广州府布防后，旗人居住的地界又称“旗境”，北至大北门，南至归德门城墙（今大德路）；东自大北直街（今解放路）至正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人民北路）。大北直街以东为居民区，又称“民境”。满洲八旗兵驻粤后，在“旗境”内以光塔街（今光塔路）中心为界，以北属汉军八旗子弟居住，以南则是满洲八旗子弟驻地，满汉各旗驻防地段还有具体的划分界限，从来不曾混杂居住。
广州满城无城墙，只有堆卡和栅栏，由归德门至大北门直街为旗、民交界要地，满、汉八旗每两旗合设一官堆，轮派兵士防守。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建立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饷银是八旗兵丁的主要经济来源。依照“钱粮制度”的各项待遇，不同等级的官员和士兵享有不同等级的钱粮，八旗官兵不需要从事其他生产，只需要负责广州城内治安，共同看守城门，不仅当差的旗兵按月领饷，他们的家属也享有相应的饷银。
清同治年间，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之中，驻防八旗子弟的生活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有的甚至难以糊口，广大旗民日渐渴望摆脱“钱粮制度”的束缚，自谋出路。同治三年（1864），皇帝只能准奏：“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地谋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朝廷颁布“裁停旗饷”的诏书。与八旗制度息息相关的“钱粮制度”走向崩溃，旗民开始脱离满城，自行谋生。
1911年，驻粤八旗将军孚琦被刺死；同年4月，驻粤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伤；8月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全国24省中有14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这些都对广东的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驻粤八旗官兵知清朝大势已去，同时又深受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感召，接受了革命党人提出的“融合政策”。
1911年10月29日，在广州市文澜书院成功举行“满汉融合大会”，大会通过了“广东独立方案”，广东得以和平易帜。从此，驻粤八旗官兵及其亲属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由军转民，在广州自谋生计，广州满城也逐渐破败，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