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南方朋友们还在迎战接踵而来的台风时，遥远的北国，已是一番秋风萧瑟的景象。随着秋意渐浓，一场宏大的候鸟大迁徙正在各地酝酿。候鸟迁徙本是自然界中极为寻常的现象，不过对于有着“物我相亲”“以物比德”审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南飞北归的候鸟，便成了寄托感情的绝佳载体。同样都是迁徙的鸟，不同鸟类所带来的情绪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南燕归来，我们会联想到春的生机；鹤翔云端，人们会艳羡它的孤傲高洁。
唯独有一种候鸟，被赋予了极为悲壮浓厚的感情色彩，它便是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颇为重要地位的鸿雁。在许多西方鸟类学专著中，鸿雁都被描述为“较为少见的雁”，这或许是由于其相对狭窄的分布范围和较小的种群规模所导致的。在今天，鸿雁只在俄罗斯远东、俄蒙交界和中国东北等区域繁殖，而在冬季，则回到长江下游以及浙江的零星沿海区域越冬。虽然国内同样分布着灰雁和豆雁，但中国人对于鸿雁的认识，似乎要比前两者更为深刻。
这可能正是鸿雁狭小的分布范围所导致的：在先秦时代，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带与鸿雁的越冬地重合，却与更南方的灰雁交集不多。此外，鸿雁的繁殖地又与令中原文明终日警惕的草原部落的生活区域重合。在中原与游牧民族许多并不愉快的接触中，双方的鸿雁文化也不经意间产生了交流和深化，这才奠定了鸿雁独特的地位。最能反映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在鸿雁身上有交集的故事，当属“苏武牧羊”了。
相传苏武奉诏出使匈奴，却被扣押羁留，流放在今天贝加尔湖一带牧羊。19年后，虽然汉匈关系已经缓和，匈奴却不愿透漏苏武的行踪，只说苏武已经身亡漠北。为了救人，汉朝使臣声称皇帝在上林苑狩猎时曾捕获一只鸿雁，雁腿上绑有苏武的书信，无奈之下，匈奴单于只得放人。这当然只是汉臣的谋略。贝加尔湖或许曾拥有鸿雁的繁殖群体，不过茫茫多的鸟群，苏武也不可能保证携带书信的这一只就会被皇帝猎获。
但是，这则故事的确让鸿雁获得了“信鸟”的美誉，甚至我国邮政系统的LOGO，也是脱胎于鸿雁飞翔的身姿。古人赞誉鸿雁的“传信”，与它的准时迁徙习性有关。“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在缺乏天气预报的时代，人们必须依靠自然界的物候变化来预测气象的变化，这就使鸿雁迁徙的准时性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战国魏襄王墓中的木简记载的“雨水又五日鸿雁来……小寒之日雁向北”可知，在某些地区的鸿雁出现与消失，甚至可以精确到日。鸿雁像欧洲白鹳一样，这些拥有较长寿命和固定迁徙地点的候鸟，更偏向于形成稳定的配偶关系，这可以让它们免去重新寻找配偶的精力，抓住宝贵的繁殖期抚育幼雏。这对于鸿雁来说更有现实意义：在我国兴凯湖繁殖的鸿雁，三月底才刚刚完成迁徙，经过短暂的修整和性腺恢复后，四月中旬便开始交配。
五月中旬第一批雏鸟出壳，两个月之后，雏鸟就要开始学习飞行。只有这样的快节奏，才能让雏鸟赶在九、十月水面冰封之前发育完全，跟随长辈踏上南行的路途。虽然繁殖季时间紧迫，对于巢穴的选择却依然马虎不得。为了防范天敌的侵扰，鸿雁的巢穴总是偏向于被芦苇掩护的湖中小岛或岸边，芦苇的密度也会经过仔细的考量：疏松的芦苇无法遮挡天敌的搜寻，过密的芦苇又会影响鸿雁的警戒视线。
在巢穴靠近水边的一侧，鸿雁会踩出一条7～14厘米宽的“绿色通道”，方便平常出巢觅食，也是紧急时刻的逃生通道。鸿雁食性广泛，这让刚出生的幼雏不至于承受饥饿之苦，在湖沼中遍布的水生植物的嫩茎和芽都很合它们的胃口。在越冬区食物短缺的时候，它们也会飞到农田中掘食植物块茎和种子。这使得鸿雁与人类的冲突比其他鸟类更为明显。
当它们在长江下游地区越冬时，正是当地小春作物刚播种或抽芽的时期，鸿雁对农作物的采食使得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列为农业“害鸟”而遭到有组织的扑杀。在秋风飒飒万籁萧萧中，鸿雁雄姿勃勃振翅高飞的英姿，也为它们招来了杀身之祸。人们认为它强劲有力、充满生机，就想当然地认为吃它们的肉可以治疗顽麻风痹，鸿雁肉进而成了秋冬进补的良品。根据记载，在50年代湖北省猎捕的水禽中，雁类占据了2/3，其中又尤以鸿雁为主。
随着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大量湿地、湖泊被工业、农业占用，鸿雁的越冬栖息地遭到了破坏，鸿雁的生存形式愈发严峻。许多鸿雁再也找不到适合筑巢的草，在所剩不多的芦苇荡中产下的雁卵，又成了当地居民农闲时补贴家用的“野味”。可以想象，人们对鸿雁的猎杀和利用古已有之，可能正是捕猎的鸿雁很多，古人才将暂时无法利用的鸿雁圈养起来，最终驯化成为中国家鹅和非洲鹅。
到了现在，家鹅后代因为强悍的攻击力晋升为网红，而鸿雁的前途却是一片渺茫。在盗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多重压力下，野生鸿雁的种群规模一度萎缩到6～10万只。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鸿雁总是与凄冷的秋风、漂泊的旅途相伴，人们也对鸿雁寄托以悲凉的意象。但事实上，我们又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份窘迫实实在在地强加在这种坚韧大鸟的身上，这岂不比古诗中的一声飞鸿更为悲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