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性认识敦煌是读大学时，那时余秋雨的散文流行，读过他的《道士塔》和《莫高窟》，那是笔者第一次知道王圆箓——王道士的名字，也知道了令人唏嘘的文化劫难。再后来，拜读了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研究员的许多论文，他几十年的研究积累，汇编成了洋洋五十万言的《敦煌学和科技史》。至此，笔者才理性认识了敦煌的厚重与博大。
敦煌学对科技史研究的价值，就是利用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方面的资料，研究和解决科技史方面的问题。其中，敦煌壁画资料尤为丰富，包括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在内的近570个洞窟中至今保存有近5万平方米的壁画。尽管这些壁画大多表现的是佛教题材的说法图、佛传图、本生故事图、菩萨图等，但也有不少表现生产、生活场景的世俗画，是了解当时科技状况的一个窗口。
最值得一提的自然是著名的莫高窟，从4世纪到14世纪，古人在长1600多米的崖壁上开凿了735个洞窟（含北区），其中现存有壁画、彩塑的有492个，壁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隋唐时期为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也是莫高窟建筑、彩塑和壁画艺术灿烂辉煌的时期，492个洞窟中，隋唐时开凿的就超过300个。因此，“画说科技史”系列的隋唐、五代时期就让敦煌为代表吧，仅以此文寄情敦煌，致敬敦煌。
与敦煌有关的图画资料中，与科学关系最大且最有价值的，恐怕要属敦煌星图了。敦煌遗书中有两份星图文献，通常称作甲本和乙本。甲本在1907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劫去，现藏大英图书馆，编号为S.3326。1959年，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首先发现了该星图的科学价值，从而得到了学界关注。乙本是1944年向达教授在敦煌民间发现的，现藏敦煌博物馆。就科学价值而言，甲本更大，故这里只谈甲本。
关于甲本的年代，学界目前存有争议，大致有两说：一说认为绘于唐中宗时期，具体时间为705～710年；一说认为绘于649～684年。总之，它是初唐时期的星图。甲本星图的科学价值体现在两点。首先，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绘星最多的全天星图。据天文学史家席泽宗考证，该星图共绘有1359颗恒星。这点很了不起，在望远镜发明之前，欧洲绘星最多的星图只有1022颗。其次，它的绘制方法独特而精准。
它采用了圆图与横图结合的方式绘制全天星空。
在敦煌的图画资料中，有很少一部分可称作“罕见遗珍”，因为这些题材不但在敦煌壁画中罕见，就整个我国古代绘画作品而言，也算少有，故就稀缺性而言，可算至宝。这里举两个例子。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藏有一把唐代骨质牙刷，它是我国保存较完好的最早的两把牙刷之一，1984年出土于成都。可见，早在唐代，我国已出现用牙刷刷牙的口腔清洁文化。敦煌壁画中虽不见用牙刷洁牙的场面，但有十几幅揩齿图，表现的均是清洁口腔的场景。
古老的制陶技艺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莫高窟中的壁画对此也有表现。最早的是手制，手捏成坯或用泥条盘筑而成。然后是慢轮制陶，出现于距今7000～6500年前（河南舞阳的大岗遗址），把成型的陶坯放到可以转动的陶轮上，修整器型或完成口沿加工。大约5200年前（湖北枝江大溪文化晚期），出现了快轮制陶技术，即利用陶轮快速旋转的离心力，将轮盘中央的泥料直接提拉成所需器型的技术。
虽然古代先民使用轮盘制陶的技术如此悠久，但在唐代之前未留下一幅这样的图画，幸运的是敦煌壁画中出现了，而且还不止一幅。
古代的“名物”研究是一个“富矿”，众人施展其技，各有所获。名物研究本是传统训诂学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但其具有独特魅力，因为研究者必须像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小心游走于因古今变化、地域变迁、方言差异、文字异写等因素造成的名物错综复杂的境域，往往涉及到词源学、训诂学、文化学、古代科技史等几个领域，在爬梳中可能不经意间觅得灵感，一句话或一段文字从此豁然开朗。
敦煌，由于其历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但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更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名物研究因此别具风采，近年杜朝晖教授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已有不少新见。在相关研究中，涉及到不少科技史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脱离了图画，又很难说清楚，不妨举例如下。
大名鼎鼎的曲辕犁其实也有“身世之谜”。教科书中介绍曲辕犁，一般会提到两大优点：一是省力，二是回转方便。
前者从受力分析容易得出，但“回转方便”这点其实与事实不符。因为《耒耜经》写道“犁之终始丈有二”，一丈二尺长的犁，在江南的小块水田中如何回转方便？这很值得继续考证。唐尺一般在30厘米左右，这样便是3.6米；即便按唐代小尺计之，一尺为24.6厘米，也有2.95米！这么长的犁，如何回转便利？此问题回答不了，任何复原工作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还需继续探索、考证。
曲柄对机械而言非常重要，独立的曲柄一般用于驱动圆周运动，曲柄加一连杆便构成曲柄连杆机构，可以完成运动方式的转换。在汉代，独立的曲柄用于旋转磨、风扇车等；在磨沿的曲柄上套一个T形木拐，便可以把双手的近似直线运动转换为磨的圆周运动，这在汉代也已经出现了。虽然汉代画像石上刻画有不少纺车图，估计至少有20架，但却没有一架明确绘有曲柄，颇令人费解。
不知是图画表达的问题，还是当时纺车上的确未安装曲柄（不用曲柄的话，用手拨动轮辐或轮辋也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