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们常常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个人之于社会，究竟谁重谁轻？社会学家和保守派哲学家也许会强调，社会结构是稳定的基石，无论这个结构有多么不合理，反抗都会对社会结构带来威胁从而引起动荡，所以社会结构应该凌驾于个人需求之上。然而人文学者和大多数心理学家会认为，每一个生命的意愿都必须要尊重，如果个人的道德判断与社会权威的判断发生了冲突，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从社会权威。
毫无疑问，人类是最典型的社会性动物之一，当我们在讨论人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难区分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人性”，还是“社会性”。汉娜·阿伦特在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本书里，提到了“平庸的恶”的概念。
纳粹德国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签发了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是一个比恶魔还可怕的存在；但是阿伦特却发现，和想象中那个残忍无道、嗜血为乐的杀人魔鬼相比，真正的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像机器一样顺从上级的指示，对命令毫不动脑，麻木机械的完成任务，从来不去思考自己任务的意义。
艾希曼也是纳粹德国大部分德国军官的缩影。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德国人轻易的服从纳粹的权威，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英国作家斯诺曾经指出：“回首思考漫长而灰暗的人类历史时，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正因为如此，二战之后很多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反思，当服从权威的恶战胜了遵从内心的善，二战的悲剧是否会重演？我们该如何避免？
在服从权威的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1960年到1963年间在耶鲁大学进行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身为纳粹德国最大的受害者团体——犹太人团体中的一员，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深刻反思服从权威现象的同时，首次把可控的实验室环境引入了科学研究中。他设计了19个独立的实验，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涵盖了几乎各种职业。
他的研究问题很明确：当权威角色下命令，要求一个人作出挑战其个人认知和道德的行为时，会对这个人产生怎样的直接和即刻影响。
揭露人性的黑暗面并不是米尔格拉姆的真正目的，对他来说，研究服从权威的最终目的还是找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不容易进入“代理状态”，人性的良善能够让他们对邪恶的权威大胆说不。他设计了四组“角色转换”实验，想看看决定服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说了什么”，还是“谁在说”。和预想的一致，在所有实验中大部分人都拒绝了电击的命令。这说明受试者服从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发布命令的人是权威，而不是电击命令本身。
米尔格拉姆实验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拷问人性阴暗面的先驱性实验，和其后的很多实验一样，甫一诞生就饱受争议，直到现在也没能逃过心理学界和社会的口诛笔伐。这主要是因为实验的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痛苦和负罪感，引发了对实验道德问题的质疑；而它对于失去自我的“代理状态”的描述和披露，也让很多认为自己绝对自由的人胆战心惊。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常常被人诟病，主要还是因为可重复性差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在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却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