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开发布的《科学技术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重新确定了科技部的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不同于有些部门的“瘦身”乃至“隐身”，科技部这次是“强身健体”、实现了“三扩”：扩权、扩机构、扩编制：职责扩至16项，司局增至17个；机关行政编制为364名，其中司局级领导职数67名。
大家都知道，当前我国正面临新形势：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科技部的“三扩”，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毋庸讳言，“三扩”后的科技部任务更重了、事务更多了，影响也更大了。作为关心科技发展的群众，在为科技部“三扩”高兴的同时，也想进一言：更讲科学、更讲民主。
所谓“更讲科学”，希望科技部今后更加尊重科学和技术的内在发展规律、更好按照规律办事。当然，这并不是说精英荟萃的科技部不知道科学技术是怎么回事、不按规律办事，而是说：还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试举三例——1、过于重视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科学评判国家的科技实力，是正确“集中统一领导”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前提。那么，评判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中兴事件”之后，恐怕连普通老百姓都晓得了：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近两年，无论是科技部主要领导发表的讲话、文章，还是在各种各样的“成就展”、新闻发布会上，到处都拿“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2位”说事儿，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标配”。“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2位”到底意味着什么？
科技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硕士、博士没有国际论文毕不了业、“集体撤稿”接二连三和灌水论文层出不穷——这个“稳居世界第2位”到底打了多少折扣，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头这么把“国际科技论文”当回事儿，下面能不拼命发论文、数论文、比论文、造论文吗？2、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
科学和技术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两回事，无论是两者的研究内容、追求的目标还是组织方式、研究方法、实现的条件、考核的标准，都截然不同。为了方便，说的时候简称“科技”还无大碍，但在做的时候，把两者混为一谈、一视同仁、一体推进，问题就大了。就说至今还广泛使用的“科技成果转化”吧。
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技术成果转化”，因为：科学的目标压根不是为了转化，而是发现新知识，而且绝大部分成果也难以“转化”——比如“日心说”“相对论”等重大科学发现，怎么“转化”、“转化”成什么？需要转化而且能够转化的，是“技术”。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大旗下，不仅出现了“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的无稽之谈，更引发普通百姓对科学家的质疑：既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又不能拿诺奖，基础研究花那么多钱、发那么多论文，有什么用啊？！3、至今仍在严格执行新药临床试验“遗传办审批”。
本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企业研发的新药在开展临床试验之前，只须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件就可以进行；在药企的强烈呼吁下，国家药监局锐意改革、好不容易把临床审批时间压缩到两个月。
但从2015年10月1日起，科技部颁布《人类遗传资源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审批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要求所有涉及外资的新药临床试验（由于近些年新创办的药企几乎都有外资背景，而从事临床试验等外包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也大都有外资背景，所以《指南》几乎“覆盖”了所有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研发），只有先向科技部下属的“遗传办”申请批件后，才能开展临床试验，无论“人类遗传资源”（与临床试验相关的，主要是病人的血液、唾液、尿液及其信息）是否出境。
据称，“遗传办审批”的目的，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的人类遗传资源”，听上去很科学，实则没必要：1、新药临床试验都是在国内医院进行，抽取的病人血液等只是为了验证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并不是为了出口，何来“人类遗传资源外流”？
2、“遗传办”能做的只是在办公室里盖个章，根本没有能力到医院现场核查、监督，所谓的“遗传办”审批，只是走个过场、并无实质意义；3、即便图谋不轨的“外国组织”想“窃取中国人遗传资源”干坏事，也不用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有5000万之多，每年出国留学和旅游、体检、看病的数以百万计，要想窃取“中国人遗传资源”，在国外就可以轻松搞定。
新药特别是治癌药物的研发，真的是“与死神赛跑”——要知道，中国每1分钟就有5个癌症患者因为医治无效死亡。而这个“遗传办审批”，硬生生把每个新药临床试验的时间至少推迟了1个月。从以上这三个例子来看，“尊重科学和技术的内在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按照新的“三定”方案，今后科技部对全国科技创新工作的管理是“一条龙、全覆盖”，一举一动干系重大，尊重科技规律、按照科技规律办事尤为重要。
所谓“更讲民主”，就是希望科技部能广开言路、更加发扬民主，凡事多听听科技人员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不同意见。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实践证明，科技界人士的不同意见，包括抱怨、呼吁、批评，往往推动了科技事业的进步。也举三个例子——1、2010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某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 我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做科研》。
该报道引起了当时主管科技的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位科研人员后来被请到中南海、当面汇报、建言献策，直接推动了后来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2016年8月8日，微信公号“知识分子”发表《跟班式科研，误己误国——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自白》，报道了一位匿名科研人员的心声：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
尽管这话讲得很难听，估计有的领导听了也不高兴，但同样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后来国家加强基础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3、2010年9月，施一公、饶毅在《科学》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社论。该社论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施一公、饶毅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当年11月，科技部新闻发言人在官网发文正式回应，认为施一公、饶毅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并列举了许多事实予以反驳（原文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907.shtm?id=239907）。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不但在科技界引发强烈共鸣，而且也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当然，不能因为这三个例子就以偏概全。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有不少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有些改革还不彻底，有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之嫌。
比如被圈内人士戏称为“头号扰民工程”的国家科技奖，如果在改革进程中能真正听取更多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想必不会像今天这样，改来改去不过是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就连原来许多对改革寄予厚望的人，心也凉了。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心希望“三扩”后的科技部能够不忘“前誓”，在今后的工作中广开言路、从善如流、有诺必践。这个“前誓”，来自上面提到的“科技部回应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
现抄录如下——我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