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生来说，有几个英文单词堪称魔咒般的存在，paper（论文）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年读博士时，用的是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曾有一段时间，我把“今天你写paper了吗？”设置成了开机欢迎词——只要一开机，就能看到这句可能多少有点鞭策效果的问候。当然，“论文”这个义项只是英文paper一词的引申义，它的基本义是“纸”，也就是今天中小学生在英文课本里第一次见到这个词时学到的意义。
从词源上说，它来自拉丁语“papyrus”和古希腊语“papyros”，最早可能来自古埃及语中的一种植物名称，这种植物就是纸莎[suō]草（Cyperus papyrus）。
纸莎草属于莎草科。莎草科是一个大科，形态上有点像禾本科，但有一个重要差别，莎草科植物的茎大多是三棱形，而禾本科植物的茎大多是圆形。此外，有不少莎草科植物喜湿，喜欢生长在水边、沼泽或草甸之类的生境中。当然如果较真的话，我们也不难找出许多例外，但纸莎草在这两个特征上却都属于典型——它的茎是三棱形，原产于热带非洲的沼泽地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
”多亏了发源于雨量充沛的尼罗河，古埃及文明才能在被漫漫黄沙包围的绿洲中崛起。古埃及人在绿洲上种植小麦、大麦、亚麻、海枣等农作物，也栽培纸莎草。纸莎草的用途非常广：它的茎可以用来造船，这种用很多茎秆捆绑而成的小舟是最古老的船舶类型之一；它木质化的地下茎可以制作碗之类的容器；它幼嫩茎秆中的髓甚至还可以食用，生食烤食皆宜。不过，它最知名的用途还是制造纸草，作为书写的载体。
如果我们略去细节，那么纸草的制作过程大致是这样：把纸莎草的茎劈成细条，并列排成一层，再在上面垂直地排出另一层；把这两层压实、干燥，就成为纸草，可以用来书写和绘画了。纸草可以做成长页，卷起来存放，这是卷轴（roll），也可以像今天的图书一样，沿一边装订成册（codex）。
尽管有尼罗河的滋润，但埃及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热带沙漠气候，降雨稀少，天气干旱炎热。
在这种干燥环境中，纸草的保存比较容易，所以是很适合古埃及使用的一种书写材料。然而到了欧洲这种气候较为潮湿的地方，纸草就很容易受潮发霉而损坏，保存年限大大缩短，通常只有几十年。尽管如此，比起昂贵的羊皮来说，纸草仍然是更实用、更易得的书写载体。所以自古埃及人发明以来，纸草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和周边地区就一直得到沿用，直到公元8世纪以后才逐渐被来自中国的纸取代。
在这数千年中，无数纸草文书被制作出来而又毁灭，连同它们承载的文化一同消散在历史长河里，只有极少数能够幸存下来。比如19世纪后期，德国埃及学家格奥尔格·埃伯斯（Georg Ebers）获得了一些很可能来自木乃伊棺材的纸草文书，现在定年为公元前1550年左右，上面详细记载了一些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法。“埃伯斯纸草”因此成为医学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
讽刺的是，这样一批堪称“埃及敦煌文书”的纸草文献，在中国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竟然都是西方人伪造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整个古希腊文明也都是西方人后来伪造的。尽管对于这种来自俄罗斯地摊文学的胡言乱语，严肃学者往往会不予理睬，但还有另一个也多少涉及爱国主义的问题，却是科技史界争论的焦点——纸草是纸吗？按照比较主流的观点，纸草只是类似纸的制品，但不是真正的纸。
真正的纸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技术要求：第一，要把造纸原料打碎成纸浆，让其中的纤维彼此分散；第二，要把一种叫“帘模”的工具浸入纸浆，捞出的时候其上就附着了一层纤维（术语叫“抄纸”），把这层纤维剥下晒干就是纸。今天的造纸术虽然已经非常先进，但仍然遵循着这两个技术。
历史记载表明，东汉蔡伦在公元105年所献的“蔡侯纸”，是最早满足这两个技术要求的真正的纸。因此，长期以来流行的“蔡伦造纸”的观点其实是正确的。
然而，中国科技史界出于“不是第一要争第一，是第一要争更古老”的心态，非要把蔡伦之前的一些明显不是用抄纸法制造的“古纸”（有的甚至可能不是纸）也当成纸，强行扩大纸的定义，把中国的造纸术提前到西汉甚至战国时期。这就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既然纸的定义可以随便更改，那纸草岂不是比中国那些“古纸”更有资格视为纸？这样的话，中国岂不就不是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了吗？
其实，不管是纸草时代还是真纸时代，有一点是相同的：大部分的纸张，最终都不过是用来记录一些琐碎的、速朽的、自我安慰的东西。今天的我们，与一两千年前的俄克喜林库斯人，并没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