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沟通中有很多至关重要却被容易忽视的成分，母女间的交流便是一个例子。母亲们看似平常的言语也许会对女儿造成很深的影响，甚至形成关键性的挫折事件。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代际传递了对于身体的消极认知和耻感。
在《和陌生人说话》的网络节目中，整容停不下来的“网红”Abby与“剑桥才女”王诺诺的对话引起众多舆论讨论。
期间，王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和身体意象的冲突感——既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又害怕别人的夸赞；既会去参加选美，也会因为希望别人关注自己的内涵而在年会前故意不洗头。在对话不断深入中，她回忆起幼年在妈妈、老师打击之下，对于外表的欣赏和满意程度由幼儿园时的峰值跌入小学、中学时的低谷的黯淡经历，以致数年不穿裙子，对于女性身份和外貌都处于一种混沌的认知状态中。
总体来看，与其说她是网友所评论的“骄傲”，不如说是一个在母女沟通中没有得到积极的身体意象教育和指引的迷茫的小孩。
身体意象(body image)指的是人对自己身体的欣赏程度和满意程度。研究显示，低的身体意象与饮食失调、抑郁等负面的健康状态相关，年轻、女性群体更容易遭受低身体意象的负面影响。本专题聚焦在母亲在亲密沟通中提升女儿身体意象的可行性策略，旨在为母亲们培养女儿对于其性别和身体的积极认知提供一些实际又简单的建议。
身体意象研究概述简而言之，积极的身体意象是对身体的欣赏、爱和尊重的广泛的概念；消极的身体意象则相反。积极的身体意象包括：对于美丽的宽泛而立体的概念，内在的积极、成熟的媒体素养和功能性的身体观点。当前的丰富研究显示：“瘦理想”的媒体呈现(thin-ideal media exposure)与较高水平的身体不满、较强的瘦理想内化、更频繁的暴食和厌食症的态度和行为有关。
身体意象问题也增加了发展低自尊、抑郁症状和肥胖的风险(Grabe et al. 2008)。在人口统计方面，年轻（19岁以下）(Groesz et al. 2002; Lopez-Guimera et al. 2010)女性(Egbert and Belcher 2012)被测者，最容易受到负面身体意象的困扰。
有研究显示，英国少女的自尊心在青春期中期大幅下降，是因为杂志模特理想型降低了对真实身体的满意度。英国专家十几年前就已经呼吁早期的教育干预，帮助女孩儿们解构广告和媒体形象(Clay, D et al. 2005)。
大众媒体时代已有女性身体意向(body image)的研究：女性看到广告牌、杂志上的“瘦理想”媒介意象带来的对自身身材的不满意和不欣赏(Tiggemann, M 2003)。
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在社会比较的理论视角下，带来了更频繁的线上线下攀比（不仅和模特明星，更是与周围朋友对比）。众多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频率与身体意象成反比。尤其年轻女性在各种媒介中呈现的美、“瘦”的媒介理想型之下，无形中有了巨大的压力和对于自身困境的错误归因，使她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和满意变得更加困难。
好消息是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父母和同伴缓和了媒体对身体不满的影响，在对抗“瘦理想”或饮食行为紊乱中起重要作用；他们的支持可以防止媒体的负面影响(Lopez-Guimera et al. 2010)。但同样，亲密关系中的人际传播对于媒介“瘦理想”的内化作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同伴和父母重视媒介中的“瘦理想型”时，媒介暴露产生的负面影响亦会强化。
研究表明，母亲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沟通策略来培养女儿积极的身体意象：包括讨论分析主流身体理念和信息，创造安全型的关系，打破两代人之间关于身体意象的沉默(Maor & Cwikel, 2016; McBride et al., 2017)。
提升女儿身体意象的母女沟通tips母女沟通对于建立一个更积极的身体意象非常重要，尤其将三种常用的身体形象预防方法应用于母女之间的交流时。
Analisa Arroy从女孩们对体重适应行为、社会能力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报告中发现，母亲塑造“健康体重”的行为（社会认知方法）、紧密联系的母女情感关系（非特定的脆弱-压力者模型）、母女进行提升意识的讨论（女权主义－赋权－关系模型）都与被测者积极的身体意象有显著的联系。尽管社会认知方法似乎是三者里面解释能力最强的，但其实每一种都能在一定限度上解释女儿的身体意象。
母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女儿的身体意象(McVey, Tweed, & Blackmore, 2007)。1.“少说，多做”社会认知方法的研究结果证实了Neumark-Sztainer(2005)关于教导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应对饮食和锻炼压力的研究。她鼓励父母“少评论，多做事”。她建议父母树立健康行为榜样，提供一个健康选择的环境，关注行为和健康而不是体重，并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家庭环境。
为了形成更健康的行为习惯，少谈论身体是恰当的：因为任何形式的关于女性身体的评论（无论是口头的还是非语言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客体化了身体；并且与理想的美丽标准（内在美与外在美兼修）相比，增加了体重和外貌的重要性。因此，母亲们对这些话题谨慎用词是有益的(Maor & Cwikel, 2016)。
相反，因为观察是一种强大的学习方法，女儿会模仿母亲的适应性行为（如积极看待自己的身体、关注健康饮食、参与愉快的体育活动），这些都可以促进女儿的积极身体意象。
2.亲密的母女关系有助于积极的身体意象其次，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非特异性脆弱-压力模型解释得最少，间接影响最弱。
这可能与模型的性质有关：虽然亲密的母女关系、社会竞争力给女性提供了处理社会规范、人际关系的能力，但它们或许不是处理体重相关问题的工具，也不是反抗更广泛、系统的性别歧视压迫（例如，媒体，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的有力武器。
然而，非特异性的脆弱-压力模型确实显著解释了女儿身体意象的差异，进一步支持了人际关系、社交技能和沟通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的交织本质(Segrin, 2001)。这也就是说，当女儿在班级里或者社会上受到关于身体形态的取笑、讥讽而产生负面情绪时，母亲应该成为她们最坚实的后盾，提供情感支持。并且在进一步的交流中，弥合感情上的伤口、为其树立关注真正健康而非只看重外在体型的理念。
3.母女的意识提升探讨帮助对抗自我物化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对女性的身体形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允许女性质疑与外表相关的传统女性角色，并使她们认识到，体重/外表的理想导致了对女性的压迫和客观化，因此应该加以抵制(Murnen & Smolak, 2009; Piran, 2017)。
虽然女权主义学者研究了母亲是如何为孩子提供丰富的资源的，也强调把儿童作为有权利的、真实的个人抚养的重要性(e.g., Bae & Ivashkevich, 2012)。母亲如何通过有效沟通，使女儿更有掌控身体的权利感，这方面还有待研究。母亲们通过与女儿们讨论她们是如何通过媒体、既定的性别角色以及女性身体的物化而受到性别歧视文化的规训的。
这种提高意识的讨论是母亲们帮助女儿塑造身体意象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讨论会影响女儿的能动意识。如果母亲采用提高意识的讨论方式，那么女儿可能会发现，如果她们敢于分享受压迫／性别歧视的经历，她们的经历将会受到重视，她们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人，而不是物体。
因此，女儿们可能会发展出挑战社会陈规的勇气，分享遭遇与身体相关的性别歧视的独特经验，并坚持用自己的声音来抵制客观化——这可以帮助她们产生一种必要的和积极的身体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