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两年多的漫长等待，河北科技大学发布调查结论，一方面认为韩春雨不存在“主观造假”，却惜字如金不肯披露任何一点调查细节，一方面又标榜自己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一时舆论哗然。
自2018年初至今，本刊披露李红良涉嫌造假的论文多达22篇，涉及他科研生涯的每个阶段，从硕士、博士、博士后直至教授，17年如一日，几无间断。这些受质疑的论文除了主要涉嫌图片造假，一图多用外，还运用了调整大小、背景，或水平、垂直翻转等手法，“主观造假”嫌疑十分明显。其涉假论文如此之多，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可谓十分罕见。
曾经声称“零容忍”的武汉大学，对于上述质疑似乎充耳不闻。李红良博士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实验室今年三月申请协和医科大学作出学术调查，迄今已过半年时间，尚未见结果。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再次表明了高层惩治学术腐败的决心。其中第六部分“严肃查处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提到三点：切实履行调查处理责任；严厉打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一位资深科学家告诉笔者，“如果这三点能落实就行，就会改善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可问题恰恰是一到具体问题，就落实不了”。
两办的上述意见中还强调：“对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科研诚信事件，当事人所在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查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以此观之，河北科技大学虽然处理韩春雨事件的方式以及结果令人质疑，但毕竟走了学术调查的程序。而武汉大学呢？其行业主管部门教育部呢？这些年，从科技部、基金委、教育部、科学院、工程院，到如今的两办，多年来一直在发文，一再强调的“零容忍”，是否会沦为一句空话？
武汉大学的“零容忍”落实得如何？李红良是从2008年11月就职武汉大学。他刚回去不久，当年3月份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博士后时发的一篇文章就因图片问题遭到撤稿。不过，这似乎并没影响他在武汉大学的前途。此后，李在武大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不仅获得“长江学者”，根据《知识分子》读者留言，他还组建了100多人的研究团队，历年申请到的各级科研经费也十分可观。
不过，今年年初武汉大学千人计划学者霍文哲实名举报，《知识分子》1月18日首次披露李红良2篇《自然医学》论文（C文和T文）涉嫌造假。当时的质疑只是说，猴子实验周期不够，基因治疗并非通过肝脏门静脉注射。武汉大学在1月29日发布结论，认为李红良团队“不存在学术造假”，只是两篇文章出现了个别图的问题，一篇已发更正，一篇属于编辑和校对问题，结尾武汉大学还“再次重申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可也是迄今为止武汉大学的唯一一次回应。
此后，本刊继续披露其4篇《自然医学》论文（含C文和T文）涉假，总计有8位来自美国基因治疗领域专家的公开实名质疑。他们质疑的点与举报人不同，涉及到实验猴的抗体筛查和腺相关病毒的重复注射问题。当然，李也给《自然医学》做了答复。但诚如《知识分子》随后的报道指出的，李的答复并没有清除疑问。
事后，其中一位质疑的专家A告诉笔者，数据是从AAV载体做出来的，“大家都会考虑这个（AAV中和抗体筛查）问题，都会提，李在论文里一点都不提的话，是不符合常规的。” 关于重复注射，他强调，“重复注射的话，说明他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懂，对抗体的概念是一无所知的。” 几位专家觉得问题都已经指出了，没有必要再做无谓的争论。
不仅是这四篇《自然医学》论文，《知识分子》还披露仅在武大就职期间，李红良还有8篇论文涉嫌10处图片造假，更遑论其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多篇文章。总之，从2月份开始，对李嫌假论文造假的揭发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范围——篇数从2篇扩展到22篇，时间更是跨越17年。
对这4篇《自然医学》论文的新的质疑，以及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8篇涉嫌图片造假的论文，武大似乎一概置之不理，这与第一次李被揭发时“迅速”发布调查结论形成鲜明对照。
武汉大学的“零容忍”承诺犹在耳侧，是否会贯彻两办意见，再次启动调查？我们不得而知。
协和会贯彻“终身追责”么？就李红良读博期间论文涉嫌造假，5月份《知识分子》曾写信给李当时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询问协和将如何处理此事。
刘回信说：“自从贵刊报道了李红良博士于暨南大学期间可能存在的问题后，我们实验室在3月16号起草了关于李红良博士期间的学位论文和在此期间发表的研究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的申请，递交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领导。此后，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针对您提到的李红良博士期间以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作者单位的相关论文进行自查，据我们了解，目前还在深入调查中。
本着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将进一步配合院校相关部门认真处理此事。再次感谢您的来信和对这件事情的关心。”
学术论文涉嫌造假，导师亦有责任。这不仅在国际上处理学术不端事件中有例可循，“两办意见”更着重有指出——“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要充分发挥言传身教作用，加强对项目（课题）成员、学生的科研诚信管理，对重要论文等科研成果的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诚信审核和学术把关。
院士等杰出高级专家要在科研诚信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做遵守科研道德的模范和表率。” 此外，“两办意见”还将“坚守底线、终身追责”列为其中的基本原则，要求“坚持零容忍，强化责任追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依法依规终身追责。
” 在（二十）条，提到“建立终身追究制度，依法依规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一经发现，随时调查处理”；“依法开除学籍、撤销学位、教师资格，收回医师执业证书等”。
这次，按照刘德培院士的说法，协和可以说初步践行了文件精神，及时进行了调查，但究竟何时才会做出调查结论？同样，针对李硕士期间涉假，暨南大学是否会启动调查？现在近4个月过去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涉及上亿元科研经费，岂能不了了之？一般来说，发表的论文都要标注受到了哪些科研经费的资助。从李红良受到质疑的20多篇论文出发，可以找到这些研究背后的项目资助情况，比如项目名称、项目来源、经费额度、主持者、起始与终止时间等。这些李红良主持或者参与的国家级项目、省级和横向项目、硕博士学生时代受到的项目资助，初步统计下来，涉及的经费数额过亿元。
这里举几个数额较大的例子。
2011年1月开始，2015年12月终止的名为“重大疾病动物模型制作与评价体系研究”的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由南京大学承担，李红良作为该课题的协作单位负责人，获得经费728.56万元。而论文5（见附录）受到该项目资助。同样资助了论文5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大鼠模型建立及集成的资源示范基地建设”（2012.1-2014.12），是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经费额度1537万元，李红良是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2013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基于超高分辨率PET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总经费额度1445.9万元，李红良作为子课题负责人获得经费745.9万元，曾经的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刘德培获得经费300万元。论文5－9（见附录）受到了该项目资助。
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基因工程大鼠模型的研发与示范”，总经费2539万元，武汉大学生科院张晓东为负责人，获得经费266万元，李红良作为子课题承担人获得经费740万元，刘德培210万元。项目实施中间，课题参与者之一“武汉康威达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鑫，曾是李红良团队成员）“因业务转型”申请退出该项目，将100万元经费预算调整至武汉大学李红良课题组。
此项目同样资助了论文5－9（见附录）。
2015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大鼠等基因工程动物人类疾病模型研究与服务体系构建”，总经费1721万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夏豪为课题负责人获得100万元资助，而李红良作为课题骨干，承担“心血管疾病相关基因的大鼠基因剔除模型建立”子课题，获得1071万元，刘德培获得120万元资助。此项目资助了论文6－9（见附录）。
以上列举的是来源于科技部的部分项目，也有来自基金委的项目，比如基金委的重点项目“IRF家族乙酰化修饰在心脏重构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2014.1-2018.12），经费额290万元，李红良主持，论文5－9受其资助；基金委的杰出青年基金“天然免疫调控网络与心脑血管疾病”，经费额400万元，李红良为项目负责人，论文6－9（见附录）受其资助。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罗列这些项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文后的附录核实。截止到目前，本刊披露的李红良涉嫌造假的论文20多篇，涉及硕士、博士、博士后以及教授阶段，这些论文背后受到的资助额度过亿元。
当然，受这些经费资助的论文涉嫌造假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经费被完全浪费了，但涉嫌造假的那些工作至少表明部分经费很可能被浪费了。
“零容忍”为何难落地？中国的学术不端真正得到惩处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数拖延了事，当事人毫发无损，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2017年4月，继施普林格出版社2015年8月撤回64篇中国作者论文后，再次撤下107篇中国作者论文，引起极大震动。当时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该事件的指示精神和国务院专题会议部署要求，科技部联合多个部门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处理意见包括取消一定期限承担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晋升职务职称等资格，追回所承担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经费，撤销获得的科技奖励、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
2011年2月，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李连胜所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追回。据说，83岁的举报人、该校的教授陈永江泪流满面。事实是，他和其他六位举报人的实名举报已过去了3年。
据《广州日报》，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校方收到举报材料后，曾与六位举报人商谈，传达了几个意思：“一是，当前高校弄虚作假成风，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不仅西安交大丢脸，整个中国学术界都会丢脸；二是，西安交大地处西部，科技排名在全国能排到16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内讧坏了招牌；三是学术之争，校方希望能从中调停。”
这与武汉大学纪委书记黄泰岩的话何其相似，其对举报人、同校千人计划学者霍文哲苦口婆心：“学校目前发展形势大好，ESI排名上去了”“李红良还年轻，管理上可能经验不足”，并安抚他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学校会尽量满足。这多少反映出为何校方会“消极”处理学术不端的举报。
李红良事件，距离1月29日武汉大学作出的“不存在造假”的结论过去了8个月。尽管《知识分子》揭露出李红良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十七年不间断涉嫌造假，美国8名教授对其《自然医学》论文提出严肃质疑，“相关机构”权当无视。
最近的两办意见，一个文件里就三次提及“零容忍”，而且明确说，“科技部、中国社科院要明确相关机构负责科研诚信工作”。前述科研界的资深人士提到这一点时说，“‘相关机构’在哪里？总之，文件很好，应该说具有操作性，但没人操作，具体谁落实？”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
那么，是谁让“零容忍”成了无法落地的空话？是谁在纵容学术腐败？怎样才能叫醒那些雷声大、雨点小、不作为的”相关机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