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研究、发了顶级期刊论文，却被威胁要法律制裁？而且动手撕人的，不是企业不是个人，竟然是印度尼西亚官方。被撕的，是一位美国研究者，梅丽莎·伊拉多（Melissa Ilardo）。引起风波的研究很不得了，今年4月发在了顶级期刊《细胞》上。两方对骂的过程也特逗，《科学》期刊官网对此专文报道，让全世界研究者围观了个够。如今双方已经大战数月，甚至有印尼方面声音称，研究者如果回到印尼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伊拉多和哥本哈根大学的同事们研究的，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海上游牧民族——巴瑶族（Bajau）。他们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每天60%的工作时间都在水下，每次能潜水长达五分钟，哪怕潜到70多米深的海域捕鱼，靠的也是极其简陋的装备——简单负重，和木制护目镜。巴瑶人为什么这么天赋异禀？因为他们真的天赋异禀。
2015年，伊拉多和当时的同事们花费数月，采集了巴瑶人和他们的邻居沙鲁安人（Saluan）的唾液样本以分析DNA，又给与潜水能力相关的脾脏做了B超扫描。之后，他们发现，印尼巴瑶人和附近其他居民相比，脾脏要大50%，并存在与脾脏尺寸相关的基因突变——这可能是他们适应海上生活的原因。这个案例，则被称为新近发生的人类演化的典型案例。
然而，这个研究马上遭遇了印尼官方和学术界的炮轰。论文结论倒是没什么好攻击的，印尼人质疑的是，这项外国人主导的研究犯下了诸多伦理和流程上的错误，譬如缺乏相关伦理批准、擅自运输人类DNA、文章发表前未通知研究对象、团队里只有一位印尼本土研究者等等。根据目前已知状况来看，研究团队在流程上确实有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是刻意为之。在尚无恶意实锤的情况下，印尼方面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
倒也不能怪他们，毕竟发达国家的人研究落后地区的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可是雷区重重。在这次巴瑶族研究中，印尼学界指责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有违伦理：你们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像直升机一样从天而降，采集完我们当地居民的各种样本，别的屁事儿啥啥不管，最后拍拍屁股回国去发论文，怎么就好意思腆着那么大的脸？西方遗传学学者，与从事捕鱼和海参买卖的巴瑶人，显然不对等。
在涉及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研究的领域（如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似的争议也由来已久，归根结底源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当权力不对等，研究过程可能对弱势的被研究者造成掠夺。在涉及原住民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地位往往高过被研究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通过金钱或者其他物品“利诱”被研究者来获取所需的资料，而这使得研究调查实质上成为了利益交换。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对此类研究的种种批判，有学者指出，这是新一轮的殖民主义：被掠夺的不是土地，而是原住民的文化资源、基因资源等等。实际上，在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引发的伦理风波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富有争议的研究之一是人类学家对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亚诺玛米人（Yanomami）的研究。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和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Neel）就被指责，在参与亚诺玛米人亲属关系与基因研究的过程中，做出诸多违反伦理的行为。这项研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争议不断，到了2000年甚至有记者著书指责他们选择不安全的麻疹疫苗、结果在原住民中造成麻疹流行，不过这个指责被驳回了。
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利佐（Jacques Lizot）则被指责以枪支等物品交易，要求当地人为他提供性服务。这些争议绝大多数没能在学界达成共识，但恰恰揭示了研究者们在跨文化研究中面临着怎样复杂的伦理问题。
对于这些双方权力不对等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应该遵循几个最基本的伦理准则。
1）原住民的自主自决权利（autonomy）是否得到尊重：当地人是否是自愿参与研究、提供资料；当地人有权利知情研究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研究目的、研究结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等等；研究者需要对研究资料进行保护和保密，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2）研究者要避免对原住民产生生理、心理上的伤害（nonmaleficence），并且尽可能的帮助当地人，对他们有所回馈（beneficence）。
3）确保研究的公平性质：当地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当地学者也应该参与到研究过程中以及最终的发表中。
这些伦理准则看似简单，在实际情况下却往往难以得以实践。由于双方在知识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等，原住民很难完全理解研究者们的用意，而研究者们也缺乏对当地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学者提出，像人类学方法这样长期的田野工作，如果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并帮助当地人了解人类学知识，建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誓约关系，或许能够缓和长久以来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另外，此次巴瑶族风波还牵涉到DNA样本的跨国运输。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基因研究的发展，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越发错综复杂。跨文化研究中，当地人是否是自愿提供基因样本的？研究者是否向当地人清楚阐释了研究的目的？研究成果又是否是在当地人知情以及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发表？有没有可能因为研究结果的公开而导致当地人受到种族歧视？有没有可能一些研究团队借合作之名垄断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基因资源，以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这些问题都需要被解答。
让我们回到巴瑶人的研究上。印尼学界对伊拉多的研究抛出了多个具体指责，包括没有获得相关的伦理批准和样本运输审批。印尼方面还指出，整个研究团队里只有一个印尼本土的研究者，这是极其不公平的。哥本哈根大学对此做出了回应，表示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印尼政府的批准，不存在不符合伦理的情况。对于研究团队缺少印尼研究员的质疑，伊拉多透露她曾向印尼学者发出邀请却遭到了拒绝。
她还表示她与当地学生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并打算在今年7月回到印尼告诉巴瑶人们她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她在印尼可能面临监禁，因此7月的印尼之行也随之取消。
虽然也有印尼学者指出，问题源头出在国内科研管理一团混乱，但这无法掩盖印尼在对外国研究者执行严格伦理审查的事实。
2017年，印尼政府制定了更严苛的跨国科研法规，新规定加强了样本运输管理；要求本国研究者必须与外国同僚成为“平等合作者”，在每篇有同行评议的研究中署名；境外研究者必须给研究部门提交原始数据等等。正是按照新规定，伊拉多如果再赴印尼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这次的研究风波还在持续，印尼官方目前暂未对研究团队采取惩罚措施。伊拉多原定于7月返回印尼的计划未能成行，不过即使成行，也有点晚了。
一般来说，研究者会在文章发表时或发表前，告知参与者最后的结果，确保他们不是最后才知道的。也许不久之后，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隔空争论会不了了之。可以确定的是，巴瑶人暂时等不到研究团队来告知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