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让人感动，也让人心情很复杂。晚清以来，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几乎不间断的文化变更和社会激荡，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构成冲击浪潮的一部分，本身又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作为一位历史老师，研究西方历史和宗教，也经常读一点中国历史和文学，我一直蛮困惑的，经常思考，同时又想不好，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其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属性所在。而做什么的起点就是对待生活和社会的态度。
近一百年多年以来，我们的救亡图存心理一直强大。前几年有两位美国朋友将此作为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当然他们的意思包含一种遗憾的心情，是说为了进步，中国社会一直愿意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而社会演进太过激烈，代价太高，人的牺牲太多，进步的真正意义又如何落实呢？这个问题，其实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以及19世纪的其他德国学者就做过思考。兰克以及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都面对如何处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问题。
他们不反感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不过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认为，历史发展应该是渐进的，其方式应该是温和的。他们的格言是，极端本身就是对真理的否定。
这是一种独特类型的知识分子品格。这种政治立场也确实需要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格：温润、妥协，同时又具备强烈的社会改良的决心。《老子》里面说，上善若水，于善仁，温良之中能够做到兼爱无私，能够“无孔不入”地把善良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立场，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表述，大概可以是这样。
回顾民国历史，也许可以说，善于沟通妥协的温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稀缺品种。
过去一段时间，不少人滋长了对民国文化的好感，我本人也是民国文学的爱好者。可惜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还是趋向激进，往往是极度激进。五四运动时期最流行的文人思潮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种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看看网民的言论，谁敢说今天就没有遗留的痕迹呢？最近出版社再版了巴金很多旧作，其中有从未被重印过的《俄罗斯十女杰》。这部传记文学描写受到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激进俄罗斯贵族妇女。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对巴枯宁主义有非常系统的批评。激进文化思潮其实没什么问题，如果能够与更加温和以及有很大影响力的其他思潮综合在一起的话。因为只有通过顺畅和广泛的对话，一种温和、温润、进步和改良的健康主流思潮才能够形成。
可惜的是，温润是民国时期稀缺的品格。
回顾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校长，也就是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如果我们仔细一点，我们很难说他们不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也很难说他们的社会关怀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很多胡适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胡适试图继承和推介的杜威其实是一位非常激进的自由主义者。
杜威是激烈反对传统宗教的，即美国语境里的新教和天主教传统，因为民主和科学对他而言就是最高的宗教，因为对他而言，科学和文学的思维完全可以替代宗教，让个人的宗教感觉和诗意感觉演化成“自然的生活花朵”、“现代精神生活的美丽花朵”。胡适先生对此的一个精彩注脚就是：我宁可要手里的一块大洋，而不要未来天国承诺的一张万元支票。文化上的激进同样是蔡元培先生的特点，譬如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观点。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又有着特定的社会语境，与蔡元培先生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上坚持的极端保守态度是匹配的，譬如他对教育平等问题的长期忽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反感，以及他相应的政策建议，都使得民国的社会文化氛围带上了激进和狭隘的特点。换言之，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由于种种原因，是一个激进的文化基因。而激进，我相信，不再是21世纪的世界需要的主流态度。
我所理解的“上善若水”，就是温和、温润、坚持沟通和妥协。改革的坚守，以及坚守中的温润和柔韧，可能是21世纪知识分子在复杂世界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态度。
本文根据彭小瑜在2018年《知识分子》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