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带来的焦虑可能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开的人生体验。除了铺天盖地针对女性的逆龄保养品广告让人无法视而不见，活在中国的我们，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来自父母、亲戚和朋友的唠叨和压力。成家立业和结婚生子的压力宛如一杆标尺，时时刻刻在丈量着我们人生的进度，时不时让你在深夜辗转反侧，思考自己的人生是否一事无成。
我们对年龄仿佛无止境的焦虑，来自我们对时间的体验。
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中的“酷儿时间性 (queer temporality)”这一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解释对年龄的焦虑。酷儿理论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其中作为核心概念的“酷儿”一词，最初是对同性恋与其他性小众的蔑称，有“古怪、怪胎”的涵义。在当时兴起的欧美平权运动中，这一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平权人士认为性小众不应以自己的性取向和性表达为耻，而应该拥抱自己的不同。他们提议性小众重新使用“酷儿”一词来对抗敌意和歧视。“酷儿”以惊世骇俗的声调肯定自我，以反正统的次文化位置坚持自身的另类，抵制主流文化的同化。在“酷儿”一词的普及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纽约的平权组织“酷儿国族 (Queer Nation)”提出的口号：“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习惯我们的存在吧！
(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Get used to it!)”
正如作为运动策略的酷儿政治对异性恋主流文化充满对抗、批判与反思，作为文化理论的酷儿理论也同样关注异性恋正统 (heteronormative)的文化制度对于性和性小众的管制和压迫。酷儿理论指出性和性别的建构并非一个单一的体制，而是一个多元交织 (intersectional)的压迫网络。
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涉及到阶级、年龄、性别、种族等多种权力关系的连接。包括强制异性恋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情欲的一对一制度 (monogamy)、性的生殖模式 (reproductive sex)以及婚姻家庭制度在内的多重制度与这些权力关系互相渗透，形成了“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小众之间的区隔。
因此，酷儿理论目标并不仅是实现同性恋平权，而是从根本质疑“同性恋／异性恋”这一二元区分的合理性，并由此挑战多元交织的异性恋制度。酷儿学者J. 哈勃斯坦 (J. Halberstam) 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身处酷儿时空》 (In a Queer Time and Space) 中提出了“酷儿时间性”的概念，以批判主流的时间观念和人生规划。
这一概念指出，主流价值观基于异性恋和性别定型的前提，对于未来的想象无法逃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观念桎梏。在这样匮乏想象的影响下，人生被一系列“客观事件”定义和分隔。要成为一个主流价值观承认的、拥有“未来”的人，你也就必须按部就班地完成一系列仪式，以宣告自己长大成人，拥有家庭，并有能力抚养下一代。
“酷儿时间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年龄焦虑的根源：由生育主导的异性恋文化为每个人设定了一张条条框框的人生时间表，定义了我们对时间以及生命的体验。同时，“酷儿时间”的提出也提供了潜在的解放可能：或许在异性恋的婚姻与繁殖规范外，我们能够自由定义非正统、非线性的时间。那些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无法跟随正统人生时间的剩女和酷儿，其实正在开辟一个存在于家庭体制之外的空间。
它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婚姻家庭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多元化的生命体验奠定根基。
女性主义的经典格言指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在每一次对于年龄焦虑的背后，其实都潜藏着一个反思和颠覆的契机。
正如美国酷儿学者穆诺兹 (José Esteban Muñoz)在《巡航乌托邦：酷儿未来性的另类时空》 (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的开篇写到的那样：酷儿并不在此时此刻。酷儿是一种理想。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是酷儿。我们或许永远无法触及酷儿本身，但我们能感受到无限可能性的地平线上透出温暖的曙光。
我们从来都不是酷儿，但我们能从过去中找到酷儿理想的存在，并用它想象崭新的未来。未来是酷儿的领地。此时和此刻是一座牢笼。我们必须用尽全力，在被此时此刻操控的单调现实中，思考并感受一个彼时彼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