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热病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1793年夏天，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迎来一批加勒比难民，此后引发了大规模黄热病蔓延。全城5万人口死去5000人。8月27日市长号召居民疏散，2万人紧急大逃亡，时任总统华盛顿、国务卿杰弗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等政府首脑都相继撤离这座“鬼城”。当年，医学界普遍认为黄热病肇因是接触传染。
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弗斯看到黄热病随秋冬到来而销声匿迹，大胆否定传染理论，提出季节和气温才是致病原因。
1802年10月，弗斯把黄热病患者的呕吐物涂进自己在左臂切开的创口，并尝试滴入眼睛。此后又把病人的唾液、尿液、汗液、血液等多次吸入和口服，却侥幸安然无恙。弗斯作为“科学殉道者”，以健康为抵押，以生命为孤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去世时年仅36岁，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真理，但为后来者留下了探索的足迹。
刚刚过去的8月19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在军旅浩大的科学队伍中，医生是个“踏着生死线行进”的特殊方阵，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宗旨，以活世寿人、救死扶伤为传统，几百年的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让医生几乎在各国民意中都成为备受尊敬的职业。
1881年，古巴医生芬雷发表了《黄热病由蚊子传播的推测》的论文，但苦于缺乏证据而不为医学界接受。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在古巴损失的3300名士兵中只有300多人阵亡沙场，而2000多人竟死于黄热病。1900年6月，美国派遣军医瑞德率领卡罗尔、阿格拉蒙特、拉齐尔组成4人考察委员会奔赴古巴。这是个精锐的科学“敢死队”，他们从芬雷研究所获取伊蚊标本并毅然选择了“自体实验”。卡罗尔先告奋勇，让瓶中的蚊子叮咬患者后再叮咬自己。
当确信果真染上了黄热病时，他们首先不是担忧生命的危险，而是庆贺理论的胜利！
卡罗尔有幸康复了，但实验环境未达到严格的科学标准，于是又轮到拉齐尔再次“舍身喂蚊”。拉齐尔“如愿以偿”受到了感染，却没能像卡罗尔那样逃出生天，而是一病不起。直到最后时刻，拉齐尔仍强忍煎熬，奋笔记录黄热病的进程和症状，9月25日一瞑不视，年仅34岁，身后留下了弱妻幼子和未曾谋面的新生婴儿。
美西战争结束后，卡罗尔继续坚守在以拉齐尔命名的古巴营地，和其他志愿者共同完成一系列实验，最终锁定伊蚊是传播黄热病的元凶。在人类和瘟疫搏斗的战场上，何尝没有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的英雄和烈士？黄热病之谜的破解，使得巴拿马运河的修建成为可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依照英国伦敦的旧例，在校园永久悬挂拉齐尔的蓝色牌匾，昭示着医生的职业担当和献身精神。
法国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巴斯德曾被评为“仅次于戴高乐的伟大法国人”。这位“细菌猎手”创立巴氏消毒法，解除了法国酿酒业和蚕丝业的危机，发明预防接种法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巴斯德科学成就的背后，又有着多少出生入死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改变医学历史的狂犬病疫苗，竟诞生在巴斯德深锁密闭的地下室。由于狂犬病毒非常微小而无法分离，只能从疯狗身上随时提取。
年迈的巴斯德和助手们用套索将疯狗从笼中拖出按倒在实验台上，强力制服它狂躁的反抗挣扎。巴斯德俯下身子，口衔着一根细玻璃管，伸向“犬牙交错”的狗嘴里，吸吮白沫翻腾的疯狗唾液。实验室桌上总有一把左轮手枪，子弹上膛，伸手可及。别以为这是为击毙失控的疯狗而准备的。如果实验不慎失手，无论谁被疯狗咬伤、抓伤或被手术刀划伤，同伴们将用这把左轮枪将受伤者“就地处置”。
巴斯德的残酷“预案”是实验小组的共同决定，因为狂犬病完全无法疗救并会死得异常痛苦。这是怎样一种“提着脑袋干科研”的勇气胆略和视死如归的从容淡定！幸亏那把左轮枪一次也没有打响，实验团队得以和死神满怀相撞又擦肩而过。巴斯德终于用“狂犬病”兔子的脑脊髓在空气中干燥减活，成功研制出狂犬病疫苗。他原本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验。
1885年7月6日，一名9岁儿童被疯狗严重咬伤送来抢救，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紧急派用，首战告捷，开创了现代医学抵御传染病的新篇章。
人类自古把心脏的跳动等同于生命的存续，并认为心脏是情感、意志和灵魂的载体。即使医学也不敢对神圣的心脏稍有触动和拨弄。1929年夏天，当25岁的德国外科医生富斯曼提出“自体实验”方案——将导管从手臂静脉送达心脏时，他所供职的爱博斯瓦尔德医院主任大为惊骇，断然否决这一“疯狂念头”。
富斯曼其实，富斯曼的动议绝非心血来潮和胡思乱想，早在1714年，英国牧师海尔就曾用导管插进一头母驴的颈动脉测量血压。
1861年，法国兽医肖沃和英国生理学家马雷已将软管导入马的右心房和心室取得诸多生理数据。富斯曼不仅对前辈的著述深钻细研，而且通过人体解剖“侦查”了通往心脏的“暗道机关”。手术室护士迪珍全力支持富斯曼，并要求让她当第一个受试者。当富斯曼略施小计，佯装对迪珍进行手术将她“捆绑”后，立即开始自我局部麻醉，从左臂的肘前静脉插入“尿管”，然后为迪珍“松绑”并一起奔向放射科。
靠着护士的协助，富斯曼边从镜子里观察显示屏，边用右手缓缓推进导管。经过锁骨静脉、头臂静脉、上腔静脉的“心路历程”，65厘米长的导管终于安全准确抵达右心房！一张X线照片记录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性瞬间。
但富斯曼的壮举并没有引起各方重视，柏林夏洛特医院主任索布鲁奇嘲弄说：“你的绝活完全可以到马戏团施展，德国医院不需要。”富斯曼随即被解聘并离开心脏外科领域。10年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生考南德和查理兹才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富斯曼的技术。1956年，富斯曼和这两位美国同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在，心血管介入疗法已经成为医学的前沿领域，我们应该记得，是富斯曼舍生忘死，最早打开了人类神秘的“心扉”。
另一桩因“自体实验”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谈佳话，是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微生物学家马歇尔对幽门螺杆菌的背水一战。在医学教科书上，胃溃疡的肇因一直被解释为“精神紧张、食物辛辣和胃酸过多”。1982年，马歇尔和同伴沃伦在电镜中发现一种3微米长的幽门螺杆菌总是和胃溃疡形影相随，便设想这种微生物可能是致病原凶。此论一出立即遭到医学界反对：胃酸环境连刀片都能“消化”，何方细菌能有“金刚不坏之身”？
1983年2月，马歇尔提交给澳大利亚肠胃病大会的论文因排名垫底而遭拒绝，所幸被布鲁塞尔弯曲杆菌研讨会接受，接着发表在4月份的《柳叶刀》杂志上。然而科学界只相信证据。他们选用小猪做动物实验却效果不彰，找患者访谈又言人人殊，于是马歇尔决定亲口“品尝”幽门螺杆菌的“滋味”。当他拿起试管说声“干杯”并将含有亿万菌株的培养液一饮而尽时，实验助手惊得目瞪口呆。
马歇尔则准备耐心等待几年看看到底是否会感染胃溃疡，谁知仅仅过了5天便病症陡起，不仅出现“食滞胃朊”，而且连续3天像孕妇般晨起呕吐。同事出于礼貌无人点破，母亲和妻子则怪他口臭扑鼻。马歇尔知道实验已经成功了。当他向妻子坦白真相后，曾被要求搬出家中以免传染孩子。
第8天马歇尔做了胃镜与活组织检查，但见胃中溃疡斑驳，黏膜损害，基膜暴露，这些结果和行动前的胃镜报告对照，完全达到了“科赫法则”关于验证细菌和疾病关系的标准。两周后马歇尔再次做胃镜检查，同时开始抗菌素治疗并很快痊愈。
这场擒纵自如、速战速决的漂亮仗成为“自体实验”的典型范例。1987年，新西兰微生物学家莫里斯仿照马歇尔喝下大量幽门螺杆菌，却没有同样好运，整整病了3年才最终痊愈。
医学界“自体实验”的传统可谓芳泽绵长和相沿不辍。
现代科学曙光初现的17世纪，便有意大利医生桑托里奥30年如一日，每当吃喝拉撒之后都坚持测量体重，寻找人类新陈代谢规律；1767年，英国现代外科奠基人汉特为研究性病而自我接种梅毒，尸骨未寒便在授课的手术台上供学生解剖遗体；1885年，秘鲁圣马可士大学医科学生克力勇将“秘鲁疣”患者的脓血注入自己皮肤而感染了“奥罗亚热”，以生命的代价证明了这是同一种疾病的两种不同形态，教科书上从此有了“克力勇病”，秘鲁多了一位国家英雄；1898年，德国外科大师比尔和助手希尔德博兰特互相将可卡因注入对方脊椎，经历“脊液涂地”和身卧病榻之苦，发明了腰穿局部麻醉；20世纪初期英国生理学家霍尔丹父子是比肩齐名的刚强铁汉，老霍尔丹洞悉矿井毒气，把自己关在充满一氧化碳和甲烷的密闭舱中记载身心的濒危反应；小霍尔丹为研究“潜水病”，在减压舱中造成耳膜穿孔。
霍尔丹的家族箴言就是“受苦受难”；1901年，英国外科医生海德切断自己左前臂和手的浅表神经，研究触觉和痛觉的传导路线和恢复过程；我们还会想起年过花甲、做过4000次手术的美国外科医生凯恩，为体验患者对一刀一剪的感受，1921年照着镜子为自己摘除阑尾，开创了人类“自手术”的先例；美国飞行外科医生斯塔普为了测试人类对加速度的耐受极限，多次乘超音速火箭滑车做骤停实验，突破了医学界长期以来设定不能超过18个G的底线，1951年创造了水平方向耐受加速度达到46.2G的世界记录。
斯塔普多次筋断骨折，视网膜脱落而双眼失明；1962年7月至9月，法国青年科学家西弗尔为了探索与世隔绝环境下人的生理节奏和睡眠周期，只身孤胆不带钟表深入到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洞穴中生活63天，10年后又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支持下，佩戴心电、脑电、肌电测试探头在德克萨斯地下的“夜半洞”独处205天，几度精神崩溃和濒临自杀。
随着科学技术现代化，“自体实验”也与时俱进，2012年英国青年医生洛根精心设计，让肠道钩虫通过自己的皮肤进入血液，再从肺管转入消化道，并用显微镜和胶囊内窥镜记录了钩虫活动的整个过程并在电视台播放。
不论严肃的科学著作或是猎奇的市井读物，都会钟情于“自体实验”的素材，各种感人、新奇甚至疯狂的记载几乎俯拾即是。
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罪恶的“人体试验”并受到正义审判，“纽伦堡守则”和“赫尔辛基宣言”规范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但小白鼠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人。美国科学家斯洛森说：“比起获得新知识，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科学的使命在于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知识的进步。舍此没有更高的人生目标”。
当现代医学走过百年辉煌又面临空前挑战时，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科学进步做出牺牲的豪杰和猛士，再次思考人类利他行为的意义和奉献精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