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李泽湘资助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如今大疆无人机已经占据全球70%的市场份额，汪滔也成为全球无人机行业第一位亿万富翁。
20多年来，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条产学研结合培养科创人才的道路，只有这条路走通了，才有望破除卡脖子问题，抓住新的产业革命，培养出更多汪滔、更多大疆。今年5月，李泽湘决定从香港科大停薪留职两年，尝试联动产业界、资本和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生态，用10年时间，顶起一个智能制造的平台。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他谈到，这背后关键还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李泽湘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大疆、固高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他自己是连续创业者，也帮助学生创立了多家公司；他是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创办人，也是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等等。
回顾20多年来他做的事和走的路，关键词只有一个——“产学研结合”。懂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中国科技界长期以来的痛点。
李泽湘从1992年到港科大，创办自动化技术中心，这条路他在香港摸索了20年；1999年，他在深圳创办固高公司，2004年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创办控制与机电工程学科部，7年培养了35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办了几十家公司，算起来他在深圳的“产学研结合”实践也走过将近20年；最近的10年，他在东莞创立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孵化30多家初创企业。
他还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大学、长沙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机器人学院，培养产业界急需的高素质人才。
当然，这中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年他曾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因无法赞同朱清时“喊口号”式的实验，与另外两名港科大教授愤而退出。
这20多年，李泽湘亲身创业，以创新产业促进创新教育，以创新教育推动创新产业，试图求解一条“产学研结合”的坦途。从中兴事件，到“我不是药神”，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欠缺已让国人警醒。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造就大量优秀人才，这时教育却成了“卡脖子”的关键一环。如何革新教育造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最近，《知识分子》就此专访了李泽湘教授。
李泽湘表示，机器人产业，包括让我们痛心的芯片产业，还有材料、生物医药等，我们有共识的战略性新型产业至少有10个。要做这些产业，普通的、从学校里招的或者是工厂里现有的工人，干不了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顶50个的优秀工程师。那么我们做个测算，10个行业需要多少这样的工程师。
香港或者深圳，要打造10个新兴行业，如果每个行业有30家新创的公司，每个公司有30名优秀工程师，每年需要增加9000名；现在很多行业都要用新兴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假设每个行业只有50家公司要用这些技术，每家每年增加50个工程师计算，要2.5万名。整个大湾区，香港和东莞算一个单元，深圳一个单元，广州一个单元，澳门等其他算一个单元，算下来总共需要优秀的工程师13.6万人。
那么，创始人需要多少呢？如果30家初创企业，每家5个联合创始人，加上部门负责人，要4000人。整个大湾区，每年需要1.6万创始人，优秀工程师13.6万人，这就是我们对人才的需求。
李泽湘指出，现在看，从学校或者研究所出来的新型人才还比较少，希望今后能更有效地培养。如果你是一名猎头，那就看，哪些学校有理工科相关的专业？哪些学校是好学校？
如果看QS的排名（当然不绝对），前100名的学校，香港有4到5所；再看专业排名，计算机专业，香港排名前50的有5所；电子电气工程系排前50的3所，排前100的5所。全球计算机科学家H指数排名，前1000名里，美国有600多人，中国29人（包括香港、台湾、内地），其中香港13人，港科大电机系50个老师有5个IEEE Fellow。
在有影响的论文方面，大陆论文很多，进步也还快，但也就是全球的平均值，离香港、新加坡水平还很远。
港科大最缺的一批人才，除了优秀工程师，是创始人。这样的创始人在港科大的毕业生里占1%左右，如果按3%，大概45个人。香港加起来，才120个人。需求是1.6万名创始人，但大湾区只能提供420名，能够满足的比例只有2.6%。
再来看优秀工程师。先以港科大计算机系为例，有多少优秀工程师可以用？估计1500人，加上港大、中文、理工，加起来6000多，真实的估计可能也就1000人。当然还有流入大湾区的内地学生，每年中国700万大学生，理工350万，假设5%能够到大湾区，是17.5万，这里面达到标准的估计只有5个百分点，这里就按20%算，也只有3.5万。而实际需要的可能是13.6万。缺口是巨大的。
李泽湘表示，港科大出来创业的学生，也就1～2个百分点，斯坦福我估计有20%，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卡耐基梅隆我估计会有5%，这也是10年前才推动的，原来它研究做的不错，但大部分科研成果没在匹兹堡落地，学生都跑到硅谷去创业了，后来做了很多政策的调整，包括建立了很多基础设施，现在匹茨堡落地的公司才多起来。
当然，港科大最近还不错，这些年在新型产业领域还是创办了一批公司。整个香港来讲，有一批叫做“学院派”的创业者，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新的，现有的很少，都是要从学校里面做基础研究，培养人才出来。人工智能领域可以看到，开始有一批独角兽出来。或者这样讲，这些新兴力量，大家很少注意到，大部分还是在水下，5年之后，回头看，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批力量，在各个行业将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领导力量。
李泽湘提到，松山湖机器人基地除了孵化，还进行人才的培养。基地就是以培养人才，创业孵化来闭环，把产学研做到一体。我们和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培养最顶级的联合创始人或者优秀工程师。我们每年大概有100名学生，经过3年培养，有30%能够有创业能力，而且愿意创业。还有就是找好一些的其他学校的学生，边创业，边学习，基地这边有40个团队。
另外，大疆也在努力做人才培养，比如每年做Robomaster（机甲大师），培养苗子。港科大也在进行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行，用新的模式培养，每年可以出30名。
李泽湘表示，我们从设计、机械、电子、计算机、数学，每个专业选一些学生，找了100个学生。然后，对每个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引进了许多跨学科的项目课程，他们在一块合作，动手做一些东西。前面两年在本部，寒暑假在松山湖这边，后面两年全部时间都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契机，也是从这个课程，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传统的授课方式学生不感兴趣，我们该如何从兴趣推动，引导学生主动去学。
今年的大学生机器人比赛，之前不怎么受关注的东莞理工，拿了全国第三名，把厦门大学、哈工大都干掉了，这至少说明一些东西。会不会，必须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会考试不行，没有用起来。工程师不做个东西出来，叫做工程师？但是我们这些年，医生没有动过刀子，士兵没有打过枪，工程师没有做过东西。
李泽湘表示，师资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和学校都在积极推动。
老师已经习惯了教了20、30年的讲义，如果要他放弃这些东西，那对他激励是不是够？师资短缺的问题，现在的办法一方面是培训，我们在搞创业园的培训课，大概有40、50个学生，一部分也是老师；另一方面，要用互联网资源，把慕课用起来，加入到课程体系里面去，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去解决。这些学生一定要通过创业的反馈，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原来的设计是不是达到要求，我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李泽湘提到，地方政府也有意愿建立机器人学院。长沙市政府看完松山湖基地以后，也想打造一个创新基地，已经有一年多了，其中一个部分也做了类似的机器人学院，效果还要评估。这里面有很多困难，比如说如果和双一流的大学合办的话，他有一套双一流大学考核的指标，那学校就要两边兼顾，像拔河似的，我们要按新的模式来做，大学说还按原来的，这个是一个难点。
李泽湘表示，下午宁波市政府的人要来，宁波也要发展新产业，对我们的模式也很有兴趣。宁波本地的学校，蛮认可我们的做法。我我们也在做一些规划，顶层的设计，怎么把课程整理好了以后，能够推广到这些地方，包括常州。我们把长沙做了一个觉醒的地方，包括南科大，又重新在谈，每个项目都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资源。
李泽湘表示，香港要发展科创产业，人才是个问题。大学也就是1%-2%的学生能创业。好多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中学就出现了。今年香港的中学升大学考试，所有的状元都想做律师、医生、牙医，读商学院，愿意学理工科的为零。我们搞高科技，怎么办？国内也是，优秀的学生都去商学院去了，这就是问题了。
李泽湘提到，愿意尝试创业的学生，需要有很好的头脑设置，需要很多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有这样的机会。这些创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呢？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机器人队的，喜欢玩，这样种下了种子，慢慢发芽，有机会就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港科大旁边计划建一所STEAM的创新中学，把松山湖的资源注入到这所中学里面去。具体怎么去设计，包括土地、建筑、运营等都在做，政府还算蛮支持的。
李泽湘表示，过去教育部推动的都是文章、奖、各种各样的名头，现在可能也意识到了，那套KPI与科技产业脱节，想要做新的。但是，就像一个火车已经高速行驶在轨道上，惯性很大，扭转很困难。教育部推，主流的大学不少就是对付，流于口号。那些学校之间大家都叫着劲，谁要从KPI上稍微少几分，别人就上去了，这是个问题。
李泽湘表示，传统教育方式急需改革。现在的教育就是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完全是分割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以前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个三本、中专，读书才读个1年、2年，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打仗，一毕业就打恶仗，以学备战，以战促学，学战结合。战放在今天就是创新，创业。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一毕业先要工作个十几年，在职场学点东西，凭这个才去创业，而学校学的东西，都是不顶用的一些东西。
李泽湘表示，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不能把三句话分开，要一体化，既解决发展创新，革新产业，又要解决人才问题。现在我们合作办机器人学院，可能就像当年的改革，在边缘地区，能够有几个试点，让他们长出成果来，这样其它学校突然之间发现，他们走的路是错的，慢慢才能引起注意、改进。
李泽湘表示，硅谷，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拥抱失败，容忍失败，很宽容的环境。美国很多地方也想复制硅谷的成果，包括新泽西，当年有贝尔实验室，有很多原创性的科技，有华尔街，有资本，有普林斯顿，有大学，也想做，却没成功，根源就是对失败的容忍度不够。你看华尔街，一个人某天要失败了，第二天的信用度就没了，它是以成功来聚集信用。但是硅谷宽容失败，创业过，失败过，别人反而愿意投资。
李泽湘对教授创业有怎样的建议？他说，不见得每个教授都适合自己去挑头创业，因为创业花很多时间，但是教授对创业了解，对初创公司有过经历，就能够知道带学生的时候怎么去引导学生，发现有创业潜力的学生，帮助他们，这个是很重要的。
李泽湘表示，要成为一流的学校，一定要有一流的政策。大学老师，学生创业，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去做，不会有任何风险。世界一流，没有一套一流的体制在那，就是口号。
老师要么是滥用这个系统，要么是无章可循，一大段原罪在那里面。港科大就很清楚，老师可以一天在外边，收入多少不需要预先批准。学校的孵化器，学校会占点股份，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卡耐基梅隆大学是5个点，200万美金封顶。可国内，清华或者北大，有点像国企。我们没有人去想，这些政策怎么才能理顺。
老师、学生去创业，去转化，一直国家要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了，还是没办法，很容易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宁愿把那些东西烂在窝里，也没有人去冒险。这些障碍都需要顶层设计去破除。但是我们谁去做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没有部门去把这些问题好好解决。港科大确实在技术转化方面限制很少，港科大比较幸运，当时制定政策的是吴家玮校长和王佑曾副校长。
王佑曾原来是伯克利电机系系主任，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很多学生、公司都很有影响。他还是白宫科技办公室的副主任，制定过美国的很多科技政策。他在港科大，把伯克利、斯坦福作为参考，同时做的更开放一些。港科大是3个点，30万港币封顶，学校占的很少，这就有利于项目走出去，老师在外边做事情，都是蛮宽松的。而其它的香港的学校就有一定差距，操作起来就很麻烦，大家要不偷偷干，要不不去干。
就像一个公司，一定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到极致了，才能成功，而政策方面，如果不做好，就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也就是内地很多学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