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和研究生在追求深造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知名实验室，以及一位定期发表重大论文的杰出科学家坐镇其中。但是，Can Sönmezer稍显另类。他在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大型知名实验室完成硕士研究后，决定换个不一样的实验室读博，一个可以让他从头了解科研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实验室。“我想去一个相对较新的实验室，”他说，“那是我最大的考量。”对某些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新实验室并不比老牌实验室差。
最后，他找到了完全符合要求的实验室——成为了分子生物学家Arnaud Krebs实验室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生。
Arnaud Krebs的实验室于2017年1月成立，位于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海德堡总部。Sönmezer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和他预想的一样。“我有机会建立自己的体系，”他说，“Arnaud负责做规划，但让我自由探索研究的方向。
”准备加入新实验室的人应当三思而行，以下几步或能提高成功率。追踪记录。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Michael Imbeault表示，新实验室可能没什么记录可查，但是PI应该有。他建议查看PI的发表记录，确保实验室能够将想法转为文章。大环境很重要。Imbeault认为新实验室如果坐落在其它成功的实验室中间，成功的机率也会大增。以他自己为例，身处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他的新实验室对新生很有吸引力。
除了可以享受剑桥大学的资源，学校本身的声誉对学生的事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这也是为什么Can Sönmezer乐意加入EMBL这所新实验室。“EMBL的新实验室与其它小型研究机构的实验室是不一样的，”他说，“感觉EMBL更有前景。”成员性格。麻省理工的癌症生物学家Stefani Spranger表示，保证新实验室里人人相处融洽非常重要。
申请实验室前不妨和PI聊一聊，确保自己和实验室其他成员不仅科研兴趣相投，而且性格也合得来。Spranger正计划让实验室的每个成员都有对申请人的否决权。“整体氛围是关键。”她说。打造自己的团队。Karen Kelsky是俄勒冈一家职业咨询公司The Professor Is In的创始人兼总裁，她认为加入一个成员不足、尚在建立中的团队容易让人感到孤独和压力。
她建议组建一支最少4位密友的团队，其中也可以包括其他科学家。她说：“大家在一起能相互鼓励扶持，激发不一样的想法和灵感。”
新而小 vs 老而大：每个实验室都有利有弊。新实验室缺少历史成绩和知名度，管理经验在现阶段也比不上老牌实验室。但那不意味着研究生和博士后应该自动绕过新实验室。在新实验室里，成长的阵痛在所难免，如果青年科研人员能够坚持住，那么他们在帮助PI的同时，也能打磨自己的科学技能。
如果发展顺利，青年科研人员能从新实验室的成员慢慢成为重大项目的一份子。新实验室“魔咒”Athina Triantou当初决定去Michael Imbeault在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读博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Imbeault的实验室于2017年9月成立，他提醒Triantou开头几个月可能会碰到“怪”事，果不其然：简单的操作不奏效，关键的实验设备还在路上。
“这叫做新实验室‘魔咒’，”Triantou说，“你必须重新设计其它实验室做起来没问题的实验步骤。”各种小差错影响了实验进度，给了Triantou不小的挫败感，但同时也让她深入了解了实验室的建立过程。“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学到许多东西，那正是读博的目的——学习。”她说。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忍受这些问题，所以Imbeault对实验室成员的挑选慎之又慎，他要找的是能够克服困难、拥抱挑战的人。
Triantou满足了所有条件。“她很有热情，”Imbeault说，“如果有一天她自己成立了实验室，她会知道具体如何运作，因为她已经亲身经历过了。”另外，Imbeault懂得在招募成员时推销自己。一些青年科研人员认为选择新实验室是一种冒险，尤其是在他们需要发文章的阶段。“招博士后特别困难，”Imbeault说，“因为实验室刚成立，而你自己也不是非常有名，所以优秀的候选人并不多。确实是个挑战。
”好在最后他招到了Santiago Morell。Morell曾在三个非常成功的遗传学实验室做过博后，而且他想离剑桥的女朋友近一点。“他恰好满足我所有的要求，”Imbeault说，“我运气很好。”
克服外界质疑Timothy Fessenden研究的是免疫细胞和肿瘤的互作，他刚开始找博后职位时并没有考虑新成立的实验室。“我找的都是本领域的‘大牛’，结果一无所获。
”后来他发现癌症生物学家Stefani Spranger正在为她位于麻省理工的新实验室招博士后。Fessenden之前听说过Spranger的博士后研究，也愿意去Spranger的实验室一展身手。同时，Fessenden使用显微镜的能力也达到了Spranger的要求，Spranger正在寻找新方法让免疫系统细胞对抗癌症。
“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中有过几次相互面试，”他说，“我想找的是一个和我想法一致的人。我真的很荣幸拿到她的offer，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当他向导师提出要加入Spranger的实验室时，却遭到了怀疑。“你可以想象她的反应。”和其他导师一样，Fessenden的导师也希望他能进入一个历来盛产成功科学家的实验室。Fessenden说，“新的PI没什么履历，就像想贷款买房的人却没有任何信用可查一样。
”但是随着沟通不断加深，他的导师接受了他的观点。“我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他说，“Spranger的实验室和她的研究方向都非常适合我，因此不管风险多大，去那里都是值得的。”
在选择新实验室时，经费问题也加大了不确定性。Imbeault说他的启动经费有限，招募成员也不得不受限。他计划今年夏天先招收两名硕士研究生，其它职位的招募还要再等等。
对于Sönmezer而言，他关心的是没有知名实验室的加持、自己能否顺利拿到资助。“钱生钱，新实验室获取额外资助的可能性会小一点，”他说，“通常而言，那些经费宽裕养得起博士后的大实验室吸引的博士后也都有独立的资助。”同样，他也好奇那些从不知名的新实验室毕业的博士是否也很难找到有名望的博后职位。新实验室的经费虽然不充裕，但是Spranger认为来源相对稳定。“新实验室有启动经费。”她说。
这类经费只在一开始的几年有，规模数额不一，而且不同的PI管理经费的能力也不一样。“只要PI没有过度招人，钱总是有的。”Spranger说。她认为从某些方面看，新实验室的经费比老牌实验室的更稳定。打个比方，如果老牌实验室的第二笔重要基金没有获批，结果就是实验室停摆。她说：“谁都不能保证经费一定会到位”。
新实验室的优势如果选对了新实验室，那么优势可不仅仅是经费稳定。
在那里，研究生和博士后与实验室主管会有较多的个人接触，这在规模较大的老牌实验室则很难。Triantou说每当她遇到问题，出现疑问或者有新想法时，她都可以找Imbeault谈谈。Sönmezer也表示能和他的PI Arnaud Krebs保持紧密的工作关系：“Arnaud和我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谈。
”他表示，一些大型实验室或许每年可以在《自然》上发两篇文章，但是学生和博士后一年见到PI的次数也不过两次。Sönmezer觉得自己不用担心被忽视。Krebs有充分的理由去帮助他成功。开头几年对实验室的成败至关重要，因此，PI会竭尽全力帮每一位成员在积极、高产的道路上前行。由于新PI通常处于事业起步期，他们比老牌实验室的资深教授更适合给出职业发展建议。
“我确实觉得自己有责任推动Arnaud的事业发展，”Sönmezer说，“他支持我，我也应该支持他。”
虽然Sönmezer经常与PI接触，但是他仍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在大型实验室，他可能会期望博士后给他大量指导。但是作为新实验室里的独苗，他不得不自己钻研。“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试管放这儿，溶液放那儿，”他说，“这个过程很费时间，但这对事业发展是一笔有益的投资。
”新lab也有大发现Imbeault的实验室还有一个“卖点”：他正在研究的热门领域或能产生好几项发现和文章。具体来说，他正在研究一类对DNA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们知之不多的蛋白质。“从中可能得到一项重大发现，甚至是我们都无法预料的发现，”他说，“创新的空间很大。”Imbeault很快又补充道，不是所有的实验室都能一概而论。老牌实验室也会紧跟热点研究的步伐，新任PI也有可能江郎才尽。
而且，一些大牌PI会投入大量时间指导学生，而一些新PI却鲜少露面。他最后总结道，实验室的运行方式比成立了多久更重要。Fessenden说能加入Spranger的实验室是他的运气。“她非常容易相处，不会给人压力，她经常在实验室会上带一些自制饼干和热红酒，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放松、愉快。
”对于Fessenden而言，这一切都源自一家大型药企的首席执行官给他的建议，“他告诉我，‘无论在哪工作，一定要和一群有趣、上进的人共事。’我把它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