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郁闷，心情不愉快，主要是我们刚播了《厉害了，我的国》，中兴就被制裁了，立刻我们就停播了，说明我们不够厉害。为什么不够厉害？是因为我们技术不行，技术不行是人不行，人不行是教育不行，在座的都是搞教育的，我们有责任。作为秘书长，杜子德的开场白带着几分凝重。这是7月底的南京，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未来计算机教育峰会如期举行。拥有47000名会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学术界、企业界、教育界有广泛影响力。
这是他们举办的第二届教育峰会，主题是“计算机教育的竞争力塑造”。中国正在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计算机领域，人才缺口也十分巨大，而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本届峰会上，与会者抛出了当前计算机教育面临的很多新老问题，引人深思，一些问题也并不为计算机领域所独有。
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学科布局，设立人工智能专业，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尽快在试点院校建立人工智能学院，增加人工智能相关学科方向的博士、硕士招生名额。
”为了落实这一规划，教育部于今年4月2日颁布《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提出“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完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工程、智能系统等相关方向建设”。
通过开设新的专业、学院以“促进”某个领域的发展，已不是新鲜事，比如“大数据”火热就已使得今年的大数据专业点突增250个，而去年才35个。对此，与会的一些人士感到困惑：开新专业是否就能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孙涵说：“这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也是大家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也观察了，像一些985高校包括清北等等，到现在为止就只有一个专业，但是在座一般的院校，却在不断申请其他专业，现在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都上）。”在去年北京举行的首届峰会上，曾有提问者抛出这一疑问，询问该如何应付滥开新专业。当时作为论坛嘉宾的周傲英诙谐地说了一句“看着办”，引发全场爆笑。
周傲英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当时他正筹备成立大数据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教授A说：“专业越办越多，课程越开越多，学院越来越多，这是行政干预造成的。”他进一步解释，不管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是物联网，这些专业百分之七八十的课程还是计算机的课程，只是换了名字而已。他认为最佳的方式是对计算机专业进行知识结构优化，在此基础上，根据发展设置多个专业方向，这要比办各个专业效果好，资源也更加优化。
“有实力办新专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个别的可以搞，如果没有实力非要办就是误人子弟。”他说。某大学教授B也讲述了学院的“遭遇”。他所在计算机学院不到500人，现在已经有不少专业，新的专业还在酝酿当中。“怎么拆，这个没法拆，所以我们一定会把自己办垮的。”他说。
他还介绍说，由于这些专业80%的课程都一样，有的专业为了防止学生随后再转别的专业，会在第一学期开设一门特别的课，到二年级时，如果改专业还会有一大堆限制，所以学生基本不可能改换到其它专业。他把学校争相办新专业的行为称为“有限理性行为”。“大家都想抢资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弄一点总不是坏事，所以大家都想建人工智能学院。
”他还认为，因为资源太过集中，管理分配上是一个典型的树形结构，大学短期内很难有太大的变化。帽子问题已成为科研界的公共话题，计算机学界当然也不例外。去年9月份，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就曾讨论帽子的利弊。在这次峰会中，“唯帽子论人才”的现象被再次提了出来。清华大学教授杨士强形象地用“表格人才”来形容高校的人才考核——上得了表格的才算数。
他呼吁，大家应该追求的是“口碑人才”，“追求真才实学，而不是去追求特别虚的东西”。他还提到了由表格人才衍生出的新物种，叫做“投机人才”，也就是“到处去钻研投机，为帽子而帽子，拿了帽子就走”。不幸的是，陈松灿教授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所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划引进一名某校的杰青，但发现该杰青转了好几个学校，给任何条件都不答应，只好放弃引进。
不过，尽管帽子产生的各种问题遭受诟病，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宏伟教授却认为，从历史来看，帽子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同时也被很多科研人员当成了一种科研和教学当中的“奔头”，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本身没什么问题。同时，帽子也体现了学校的实力，学校用帽子进行宣传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怎么用好帽子。
“假如说在审核评估或者学科评估中，不是去查这个帽子的人数，而是去看一看这些有帽子的人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真正起到的作用，帽子背后真正的内涵和我们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否一致，我想可能就达到目标了。”他说。浙江大学教授卜佳俊也认为，各种帽子下的人才计划，毕竟代表了一种政府对科研的投入，而目前来说，“国家在科研和人才上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可能还是要争取更多资源，学校跟学院都是挺为难的，学校要通过学科评估争取资源，评到A+会比评到A争取到的国家资源多，在这种情况下，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有一些做法看起来有一点急功近利，如果在更小范围达到更多的共识，优化资源的分配，我觉得肯定是会变的更好。”卜佳俊说。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南京大学副教授俞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从最近一两年和企业合作的经历来看，企业看重的是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头上有没有帽子，企业不是特别看重”；而在学校层面，各种的帽子还是要尽量争取，因为在学校，一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取决于帽子，“有了帽子之后工资多少钱直接定出来，如果申请不到的话，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青年教授有很大的压力”。
确实，帽子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学术圈收入的巨大差别，有帽子的教授收入让人羡慕，而没有帽子的……刘宏伟教授讲述了他所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例子。“工信部和教育部可能对哈工大投资一点，而黑龙江省基本上没有投入，都是靠学校自力更生。”他说，和国内一些高校相比，哈工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年轻教师的待遇并不高。“我们学校把长聘岗的教师分了几个岗。
我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年没有机会去报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博士、副教授和教授是报不上税的，也就是说年薪不到12万；前几天我还问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年轻老师，他博士毕业也有六七年了，但是没有评上副教授，现在的工资大概是七千块钱。有时候我也在想，大学里面把老师从收入上拉开这么大的距离有没有必要。”“上面有什么样的指挥棒下面才能够怎么转。
帽子没有问题，但是拿这个衡量就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东西原来是鼓励你，现在又用这个东西考核你。分开来，也许是一种（解决）方式。所以我觉得是两难，搞了帽子总比不搞好，我看到他们（年轻人）能够拿到这个还是挺高兴的，特别是现在有多重压力，三座大山什么的。”陈松灿的发言里颇有几分矛盾。以上话题只是本届教育峰会中涉及的一小部分。
围绕着竞争力塑造，与会专家还进行了更多层面的探讨，涉及到竞赛、实践、企业实训、第二课堂、工程教育认证等。教育的产品是学生，而高质量的人才输出则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的保证。与会者提出的这些教育困境和难题，也许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解决，但这样开诚布公的讨论应是一个良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