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要一只不那么捣乱的宠物，不妨考虑下孟加拉雀。因为孟加拉雀友善的天性，它们也被称为社会雀，常被饲养者用来养育其他幼鸟。然而，如果将这种杂色的会唱歌的鸟与其野生祖先——白腰文鸟比较，则会发现两者既存在外观差异，歌声也不相同：侵略性的文鸟颜色较为黯淡，发出沙哑的不和谐音调，而作为宠物的孟加拉雀则会鸣啭出复杂的旋律，甚至会让不懂音乐的人好奇这些笼中鸟究竟是如何学会唱歌的。
驯养的孟加拉雀和野生的文鸟之间的诸多差异使其成为完美的自然实验，用来帮助探索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新假说：构建语言的基本材料是当自然倾向于选择合作型的早期人类时，大脑变化的副产物。根据这一假说，诸如学习复杂的应答、组合发声以及仅仅是知道另一种生物什么时候想要交流，都是亲社会特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驯养的动物因为被培育得性情温和，也更可能表现出这种沟通技能。
这个想法植根于一个更老的假说：人类驯化了自己。自我驯化假说始于达尔文，阐述的是，相比于侵略性的对象，早期人类更喜欢合作型的朋友与配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本质上驯化了自己。在其他驯养的哺乳动物身上的演化特征也伴随着驯化而来——更平滑的眉毛、更短的面孔和更加女性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促进侵略性的雄性激素水平更低。
在近期的论文中，以及在今年春天于杜克大学举办的Evolang语言演化会议上，研究人员还研究了鸟类、狐狸和倭黑猩猩，来帮助理解驯化是如何可能为语言铺平道路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神经科学家Constantina Theofanopoulou召集了Evolang研讨会，称自我驯化假说是解释语言演变这一棘手问题的“最有可能”行之有效的假说，因为它“将来自解剖、大脑、内分泌系统和行为这些不同层次生物分析的证据结合了起来”。
鸟类在Evolang会议上，日本和光市RIKEN脑科学中心的鸟类学家Kazuo Okanoya关注的正是文鸟和人类大概在250年前就驯化了的孟加拉雀。这两种鸟都学习声乐，这是一种罕见的特质，使得它们能够接收成年鸟类的声音信号，如同鹦鹉、蜂鸟和人类那样。然而，它们的歌声截然不同。
Okanoya先为观众播放了两种鸟类鸣叫声的片段，然后展示了这两种鸟类鸣叫声的量化数据：文鸟的歌曲往往更短促、简单，并充满了不成旋律的“噪音”；孟加拉雀的歌曲则更为绵长、响亮，充满了高音调的啁啾，以及即兴地经常重复和重组的片段。Okanoya说，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驯化，特别是孟加拉雀生存在压力相对较小的环境。
他发现，相比于文鸟，孟加拉雀排泄物中的皮质酮水平较低，而皮质酮这种激素会提高侵略性，并钝化鸟类的认知功能。他在报告还说，孟加拉雀的歌曲学习系统比文鸟大，这是因为高的皮质酮水平会抑制鸟类歌曲学习系统中神经元的生长。
因此，Okanoya猜测，宠物主人对驯服与合群这些特性的选择，提高了孟加拉雀接受容纳歌曲的能力。而且，由于引人注目的歌曲有助于向雌性鸟类宣扬自己的健康，那些最擅长学习和歌唱的雄性也最有可能将基因传给下一代，从而激发更长远的复杂性。
狐狸来自爱丁堡大学的进化语言学家Simon Kirby和James Thomas在最近发表于《生物学和哲学》上的一篇论文中推测，如果早期人类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因为更容易获得食物——发展了自己的低生存压力的“驯化”环境，这可能促成了更多的合作，减少了侵略。正如同孟加拉雀一样，和乐的环境可能有助于扩展学习（包括习得语言）的重要性。
Kirby和Thomas指出了另一个类比：驯养的狐狸。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俄罗斯遗传学家Dmitry Belyaev和同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从捕获的西伯利亚银狐中选择驯化的个体。如果一只野狐狸没有攻击伸进笼子里的人的手，就养育它。经过50多代的繁殖，狐狸看起来更像其他驯化的物种，有着更短的面孔，卷曲的尾巴，和更浅的毛色——此后，这些特征就与产前激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了。
Kirby和Thomas注意到，不像它们那些未驯化的同类，驯养的狐狸开始理解人类指向和凝视的重要性。这种“阅读大脑”的能力是语言的关键。因此，尽管狐狸不会以复杂的方式发声，但对于狐狸的研究表明，原本只是对驯化的选择会携带着沟通技能传递下去。
倭黑猩猩在Evolang会议上，其他研究人员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倭黑猩猩身上。倭黑猩猩是一种显示出自我驯化迹象（包括低侵略性、对他者的凝视敏感）的大猩猩。英国杜伦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Zanna Clay表示，倭黑猩猩身上也显示了构建早期语言的基本材料：他们能够即兴发挥，而不是局限于“继承来的”一套固定曲目。
Clay和她的同事收集了来自于野外和动物园的18只倭黑猩猩的数以百计的录音，记录显示，在不同的情境下，个体会以独特的方式组合一系列的叫声。她猜测，自我驯化可能帮助塑造了这种沟通的灵活性。
遗传学证据更有力的证据可能来自遗传学研究。Theofanopoulou和她的团队最近在科学文献中搜寻了野生和驯化物种（猫、狗、马和牛）之间存在差异的基因，同样显示了驯养动物身上自然选择的迹象。该团队对现代人，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距离我们最近的野生同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然后，研究人员寻找那些以相同方式、在不止一对野生-驯化物种身上演化出的基因。去年年底，该团队在PLOS ONE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他们找到了超过三十六种基因，很多与大脑可塑性、学习和神经系统发展有关。有些基因，比如作为一种神经递质受体的基因，与能够塑造大脑、使之为学习语言做好准备的过程有关。
然而，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Antonio Benítez-Burraco警示说：“但是，没有明确的路径可以联系这些基因与它们的功能，或者与驯化有关的彻底改变。” Tomasello还告诫，不要试图仅仅通过动物模型来解释人类语言。我认为，人类被选择去真正的合作，而不仅是为了摆脱侵略性。根本的合作动机…...是独特的人类交流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