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末，在跑完从美国俄勒冈州最高山峰胡德山到太平洋海滨之间的接力赛之后，Joanna Harper服下了几个药片。它们能够释放少量雌激素和一种睾丸激素阻滞剂，从而启动Harper从小所想象的变化。很多人认为，像Harper这样的跨性别女性比非跨性别女性拥有运动优势，因为她们之前拥有过男性睾丸素水平。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大型医疗中心工作的医学物理学家Harper用数据挑战了这个假设。
2015年，她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跨性别运动员表现的研究报告，发现接受治疗降低睾丸激素水平的跨性别女性在与顺性别女性运动员的各种比赛中的表现并不比此前她们与男性运动员相比时更好。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性别生物学的遗传学专家Eric Vilain说，虽然Harper的研究只包括少数跨性别女性，但却是“突破性的”。
这项工作还让Harper成为国际奥委会（IOC）等体育机构的无偿顾问，这些机构正在努力解决跨性别以及其他与性别相关的问题。虽然Harper只有硕士学位，但她正在牵头进行若干项研究，以记录跨性别运动员在过渡中的生理和运动表现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优秀的女运动员必须通过向体育官员展示生殖器证明自己的性别。很快，这种不受欢迎的“裸体检阅”便被染色体检测所取代，但该检测方法自身也存在问题。生物学并不总是把人清楚地分成两种性别。一些通常被叫作“阴阳人”的间性人就有着不寻常的性染色体排列或生理属性，如模糊的生殖器。还有一些人对性别的固有感觉与其出生时所拥有的性别不同，他们经常会选择激素或通过外科手术过渡到他们认为的性别。
在加拿大多伦多以北250公里小镇帕里湾长大的Harper就是后一种人。作为一名高中老师和一名护士的长子，Harper从小就喜欢穿妈妈和妹妹的衣服。高中时，Harper成为当地很多人眼里的篮球明星。大学时，Harper参加田径与越野比赛。在研究生毕业后，Harper搬到了俄勒冈州，并在波特兰找了份工作。但Harper的性别焦虑症总是潜伏着，令其烦躁不安。到2004年，“我几乎精神崩溃”。
他开始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让他列出变性后会失去什么。排在名单前几位的是竞技体育运动，因为当时变性运动员没有正式的参赛机会。但在3个月后，2004年5月，IOC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变性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会。
尽管对参加女子比赛的变性女性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她们需要做变性手术，要有“适当的官方机构”承认其性别，还要有至少两年可证实的激素替代疗法，但对Harper来说，这无异于“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
尽管她并非奥运会级别的运动员，但她相信这些改变将会扩散到其他体育组织，她将再次参赛。Harper在2004年8月开始接受激素替代疗法。短短几周内，Harper就注意到乳房触痛和体毛减少等变化。Harper说，过渡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她失去了大部分男性朋友，她的母亲——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也不支持她。
今天，这位61岁的红发女士对自己身份的排序是一名科学家、运动员和变性人。但变性人有时会让其他身份黯然失色。“在变性人的世界里，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希特勒是变性人，那么他会被描述成‘那个变性独裁者’。这是所有人都会把你归入的类别。”1976年，Renée Richards参加了新泽西州职业网球锦标赛。她遇到了公开的敌意，有超过20名女选手抵制比赛，以抗议她的“优势”。
Richards曾以Richard Raskind的身份在耶鲁大学求学，在接受变性手术前曾是该校男子网球队队长。Harper表示，一些身体特征，比如手掌大小和身高等在激素治疗后基本会保持不变。为此，一些人坚持认为，跨性别女性和许多“间性人”参加女子比赛会永远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而另一些人认为，运动员应该能够不加限制地以他们认为的性别参赛。Harper想用数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运用科学。”她说。
在2004年转变性别之前，Harper预计她的万米赛时间可能会慢“一到两分钟”，因为她的睾丸素水平下降了，速度变慢了。但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Harper却比个人最好成绩慢了整整5分钟。“它让我震惊，并激起了我作为科学家的兴趣。”Harper寻找了愿意在变性前后分享比赛时间的跨性别女性长跑运动员。她说，即使是现在，跨性别人群也倾向于“范围小而隐秘”。
Harper花了7年时间联系运动员，最后从8名跑步者那里收集数据。所有这些女性都接受了激素治疗，从而使睾丸激素水平与通常的女性水平一致。Harper的题为《跨性别运动员的比赛时间》的研究论文2015年发表在《体育文化与身份》杂志上。该研究表明，除了其中一人外，其他人在变性后跑步速度都大幅放缓。
2015年，IOC邀请Harper出席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关于性别转变和高水平雄激素的共识会议。3天后，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小组就变性选手的新规则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女性选手至少需要1年的激素替代疗法，而不是之前要求的两年。这一变化是对Harper个人过渡经历的肯定，也是对2004年发表在《欧洲内分泌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肯定。
尽管如此，在精英运动比赛中，关于女性睾丸激素水平的适当上限的争论却仍未有定论。IOC目前的政策规定，跨性别女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必须低于每升10毫微摩尔，约处于通常男性相关数值的较低端。但由于99%以上的女性睾丸激素水平低于每升3毫微摩尔，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水平太高了。Harper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在女性赛事领域竞争，就应该按照女性的荷尔蒙水平。”她说，“我知道它们会带来多大的不同。”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激素水平的变化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身体，Harper和其他人想要收集性别转变过程中的更多数据。“了解性别变化过程中更多关于瘦体脂、血红蛋白浓度、心理、内分泌，以及新陈代谢变化的情况非常重要。”IAAF科学顾问、摩纳哥运动医学与外科研究所运动医生和运动生理学家Stéphane Bermon说。Harper已经招募了进行第一项该类研究的运动员。其中一人是28岁的长跑运动员Lauren。
Lauren大约一个月一次从位于亚利桑那州皇后溪的家开车45分钟到凤凰城亚利桑那大学心脏医生Siddhartha Angadi的实验室接受一系列测试。Angadi和团队一直在坚持测量Lauren的动脉弹性、骨密度和脂肪分布以及心脏心肌纤维如何随着每一次心跳而起伏。Angadi说，从去年秋天开始注射雌激素后，Lauren的血压下降了约10点，身体脂肪增加了。
但他表示，这些变化仍然很小，需要更多的测量。未来1年的数据可能会显示骨密度下降。他说：“骨骼是一个转变非常缓慢的器官。”
Harper仍在做日常工作，她在写一本关于体育领域性别差异的书。幸运的是，在离家不远处有一个可以躲避研究引发的争议的地方。每周，Harper都会前往波特兰最大的塔泊山公园，和朋友一起跑步95公里，穿行在具有百年树龄的雪松、云杉和红杉之间。尽管生活中经历了很多波折，但Harper并不后悔14年前的决定，“我变得快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