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正值索姆河战役100周年，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做了一个战争和医药相关的展览，我作为展览志愿者，带着各式各样的访客，了解那些我们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战场医疗装置。其中一个有点像是输液瓶的东西，叫“卡勒尔·达金装置”（Carrel-Dakin Apparatus）。它是干什么的呢？消毒的。输液瓶里装着英国化学家亨利·达金（Henry Dakin）发明并配置的消毒液，用于手术或外伤处理。
这种液体配比必须非常精确，且伤口不能有杂物，还必须每两个小时消毒一次。然而这没能改变一战里大量感染伤员不得不截肢的结局——整个一战，光英国士兵就有6万多截肢的。
但是，这个装置很快就被人们弃用了，由于感染而截肢的士兵数量在二战时也急剧降低。因为我们有了青霉素。巧合的是，在一战后方参与感染抢救和研究的医生中，就有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伦敦那场展览里还他写的paper 呢。
青霉素（Penicillin，也就是盘尼西林）的名字来自青霉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产黄青霉（Penicillium chrysogenum）。Penicillium这个名字，来自这种霉菌在显微镜下的形态：菌杆加上头部散布孢子的菌丝，像一把小刷子一样，因此弗莱明用拉丁语“笔刷”（penicillus）为它命了名。在我们肉眼下，一团团的霉菌菌丝呈蓝绿色，因此而得名“青霉”。
如果说青霉菌是笔刷，那么全世界都是它的画布。青霉菌属的真菌在我们身边广泛而大量地存在着。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让人恼，比如稻米染上的桔青霉、柑橘染上的扩展青霉等等。然而，青霉菌除了让植物发霉，还有一个特质：它释出的青霉素，能够瓦解细胞壁中的肽聚糖，让细胞涨破然后死亡。细菌是有细胞壁的，然而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却没有。
所以，当我们被细菌感染时，青霉素就能帮我们瓦解细菌的攻击，而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可以尽可能小（除了个别人对青霉素过敏，所以需要非常小剂量的“皮试”）。
实际上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记载人们使用潮湿的面包加上蜘蛛丝擦拭伤口（上覆有青霉的孢子），能够减轻感染；而17世纪的英国，也已经有野路子的药师用霉菌治疗感染了。当然更为人所知的，还是苏格兰医生（被英国人光荣地认为是自己人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的故事。
1928年，弗莱明正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今天的帝国理工）进行微生物研究，某一天，培养葡萄球菌的培养皿被污染了，进了一些（那时候还被认为是）恼人的青霉。然而他发现，青霉的周围一圈都没有任何葡萄球菌生长，所以他推测这种青霉是有杀菌功效的。那一团青霉，现在已经被做成了标本，收藏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摩登年代”展馆里。
然而，光有弗莱明还不够。
让这个不起眼的青霉发挥作用的，有不止一个巧合、不止一个人，以及不止一次历史进程。弗莱明虽然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效果，并且发表成了论文，但实际上，嘴比较笨的他并没能说服别人接受这种抗生素的潜力，即使它有可能拯救生命。而且，医学出身的弗莱明缺少化学家或炼金术师一般的技术（你看他养菌就很笨手笨脚被污染了），一直无法培养出能够稳定产出的菌株，也无法真正提炼出青霉素。
此外，当时正值磺胺类抗生素兴盛，所以几乎没人注意到这种无处不在但又毫不起眼的真菌。
庆幸的是，牛津大学的两个研究者慧眼识珠，发现了青霉的潜力。1938年，生化学家恩斯特·柴恩（Ernst Chain）和药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正在寻找具有抗生作用的微生物，偶然间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于是，他们赶紧跑到伦敦去找了弗莱明。
三人合作，很快就将这种真菌中的有效成分——青霉素提取了出来，确认了青霉素的化学特性，并开始了纯化过程（期间还有Norman Heatley的参与），准备进入动物实验阶段。当时，要提取动物试验所需的青霉素，他们每周都要培养500升霉菌，为此他们雇佣了一批“青霉素女孩”，每天负责青霉菌的培养与发酵。
这时候又有一个巧合。他们的实验对象选的是小鼠，感染了致命链球菌的小鼠，一批注射了青霉素，一批对照，注射青霉素的小鼠都成功活了下来。但是，如果当时他们选用的是豚鼠（Guinea pig），这实验可能就黄了。因为豚鼠对青霉素异常敏感，如果给它们注射青霉素，也会因过敏挂掉。当然，我们现在对于动物药理药代的理解已经很完善了，不会出现选错实验动物的情况。但在当时，还真说不准呢。
既然动物实验成功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量产了。弗莱明最初发现的特异青霉菌（Penicillium notatum）是无法胜任这个角色的，它的培养很不稳定，产量非常有限。虽然三人组通过青霉素让一个严重感染的患者病情大有好转，但很快辛辛苦苦培养并提取的青霉素就被用完了，病人最后依然不治身亡。此时，1939年，二战在欧洲打响；1941年，美国也卷入战事。
大量的伤员亟待强力抗生素解救他们的性命，化学家、药学家和医学家们纷纷投入了“量产青霉素”的探寻中。
弗洛里来到美国，试图说服当地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投入青霉素的研制。战事不等人，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支持，并开始面向世界各地征集霉菌样本——前面也提到了，青霉菌在自然界中原本就大量存在着。战斗机飞行员从世界各地带来土壤样本，平民们在自家后院观察是否有霉菌出现。
终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小镇集市上，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发霉的蜜瓜，这颗蜜瓜上的青霉能够大量分泌青霉素，这些青霉就是本文的真·主角——产黄青霉。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者对这种特殊的青霉菌株进行了射线照射，变异菌株的青霉素产量更上了一个台阶。
随后要解决的是青霉菌本身批量培育的问题。这时候二战前线战事越来越紧急，参与抗生素研究的科学家和团队越来越多，几乎每周都有新的尝试方法问世。
因为青霉素在表面培养的时候特别容易被污染、效率也不高，液体培养成为了值得考虑的方向。美国农业部的实验室研究出了液体培养法；与此同时，来自辉瑞（Pfizer）制药的研究团队通过大型深槽装入玉米浆培养液来养青霉菌（反正美国玉米多）。很快，青霉素变成了一种能够工业量产的东西，后来更是引入冻干法来制得青霉素粉末，配制出相对纯净的注射液。
1942年，出现第一名成功接受青霉素治疗的烧伤士兵；1943年上半年，全美所有药厂生产的青霉素只够用于180位严重感染的伤员，而1943年下半年，产量就已经翻了50倍。1944年六月诺曼底战役之前，青霉素的月产量已经达到1943年全年产量的5倍，无数受伤士兵得以凯旋，并逃脱了截肢的厄运。
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弗莱明、柴恩和弗洛里，以表彰他们发现并提取青霉素对医药事业乃至全人类福祉的贡献。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青霉素在战争上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有了抗生素，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奇奇怪怪的消毒水装置，以及无处不在的截肢乃至生命风险，量产青霉素低廉的价格也让它成为了常用药品。
然而，正是因为它的常用，我们和细菌之间的持久战——或者说，军备竞赛——在注射第一针青霉素的时候就开始了。细菌变异的速度十分可怕。它们可以将外源基因纳为己有，同时快速增殖，等待恶劣环境的筛选。面对抗生素的攻击，一些细菌变异成为耐药菌乃至抗药菌——后者不仅耐药，还能分泌特殊的酶让青霉素失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青霉素开始在临床上大量使用时，一个病人每次注射青霉素只需要20万单位；而到了九十年代，一个病人每次注射的青霉素需要80～100万单位，用量增加到近5倍。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确定了青霉素的分子结构，在这基础上，人们得以合成更多的青霉素类药物。人们尝试通过改变青霉素本身寻找解决办法。
比如，将青霉素做人工修饰以“骗”过耐药菌（如氨苄青霉素、羟氨苄青霉素等等），同时也不断地从自然界捕获各种各样的霉菌，提取出更有潜力的抗生素。
1944年，人们从灰色链霉菌中发现了链霉素；1948年，意大利科学家从排水沟里找到了可以分泌头孢霉素的顶头孢菌；还有1952年的红霉素、1963年的庆大霉素等等，对抗生素的开发在上世纪70、80年代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滥用抗生素的后果。
于是，当现在发现或合成出超强抗生素时，总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想要开发出来治病救人，然而又担心催生另一批超级耐药菌。这是一个如此无奈的现实。然而回过头来，捕获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真菌，并让它们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命乃至历史进程，这期间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堪称传奇。人类进入微观世界的旅程，也才刚刚开始而已。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更期待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