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我的国！”刷屏不久，中兴事件接踵而至，此前高扬的宣传调门被舆论普遍视为遭遇美国高科技产业制裁的败笔，进而反转为痛定思痛的基调，检视中国处处被“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上上下下视之为中国科技发展路径的痛点。如此先扬后抑，一般人不免懵了：到底该怎样评估中国的创新能力？哪个说法更有道理？以及，如何基于历史的视角进一步审视：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何在，短板在哪儿，未来发展路径怎么走？
刚刚过去的7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发布了新一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在该榜单中跻身前20位，位居第17位。这个排名，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17年8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中显示的中国的位置完全吻合。
而今年1月彭博社发布的创新报告中，中国名列第19位，也是首次进入前20位；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今年5月发表的涵盖更多非科技因素（但科技指标仍然占据很大权重）的《2018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则从去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3位。
这些情况都说明，中外科技与创新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创新体系在世界范围的排名情况，有很大的共识，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创新现状，即中国的创新既在近年来不断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又没有达到领先和领跑世界的地步。
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在2018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同时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攀升。那么，发表这些论文，是否就如同最近坊间一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是华而不实的摆设呢？笔者认为不然。
中国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后者同样进步神速，虽然排名还无法与发文量的排名相比）所用来衡量的，是基础研究的成果。不论是综合创新成就超前的国家，还是创新后进的国家，发表量和引用量都是衡量其指标的不二法宝。就基础研究本身而言，各项排行榜和各种研究中，都没有一项指标以基础研究是否孕育了足够多的核心技术来为前者定座次。
近日，一些老科学家也以过去、尤其是文革前中国科研取得的成果，来质疑目前国立科研机构追逐论文成果的实际意义。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我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已经与文革前科学界致力于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或开发青蒿素（实际成果是文革中取得的）等为代表的科研方向有了很大的不同。
文革前后中国科研资源极为稀缺，所以科技界的当务之急，是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通过发表论文来创造知识并不是那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所以，以当时中科院等科研机构（那时的绝大多数大学是不做科研的）取得的应用性成果，来否定今日的以论文发表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科研路径的有效性，这并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