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肯尼亚西部维多利亚湖岸，有数百个村庄的村民的手机在每个月初会一致地响起。这个响声对于当地2.1万名成年人来说意味着一件事：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出现了2250肯尼亚先令。这些现金相当于肯尼亚最贫困的一个县——博迈特县拥有两名成年人家庭的1/4到一半的平均月收入。
这些钱（约22.5美元）经由美国慈善机构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提供，该机构正在研究向人们提供丰厚的金钱而不对其加以任何约束条件所产生的效应，这个想法被称为普遍基本收入（UBI）。这些肯尼亚村民的手机每个月都会响起，并会持续12年，使其成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UBI测试。“它是一个减缓贫困的工具。参与者可以投资更具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最基本的需求被照顾到了。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肯尼亚试验项目负责人之一Tavneet Suri说。肯尼亚试验是在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进行的若干UBI试验之一。芬兰已经开始了一项相关试验，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如此。加州斯托克顿市计划在今年年末开始相关试验。尽管这一概念并不新鲜，它最初由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提出，直到几年前还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想法，但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对其予以严肃考虑。
由于Elon Musk等硅谷技术专家的支持，对这一想法的兴趣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开始增长。保障收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穷人从没有条件限制的资金中获得的收益会比现有福利系统更多，因为后者倾向于存在严格的条件，它们经常会让接受者被裹挟在贫困中。“普遍基本收入是指向人们发放现金而不附加其他条件，并信任他们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它。”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家Luke Martinelli说。
现代福利国家诞生于大萧条和二战的灰烬之中。当美国、欧洲和英联邦国家设法重建其经济体时，它们通过拨款、服务和发放专用于住房及食物等目的的金钱等方式，设法在为贫困人口提供幸福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尽管此类福利系统改善了生活质量，但它们大多需要巨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相关利益，从而确保福利接受者符合严格的资格标准。
福利批评人士长期以来认为，相关监管成本高昂，而且只能发挥有限的正面效应；在一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阻碍人们找工作。作为应对，政界领导者抓住了UBI的想法。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一直在推广这一做法，如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的小说《乌托邦》中）、哲学家托马斯·潘恩、美国自由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
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把这一想法看作是终结贫困的一种方式；保守派人士则认为它是一种精简的福利系统，运行起来更加容易、成本更低。早期试验发生在加拿大多芬镇。在由联邦和省政府资助的一项叫作MINCOME的试验中，该镇最贫困居民从1974年到1978年每个月都会收到支票，且对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没有任何限制。
无条件的现金但在对该试验进行分析之前，资助萎缩和政治变动让该想法半途而废，所有的资料被堆放到1800多个箱子里并储存到一个仓库中。直到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Evelyn Forget扫除灰尘，才让它们重见天日。Forget开封的这些资料表明，与类似的曼尼托巴城镇相比，MINCOME家庭的青少年完成了多一年的学业。
这些家庭的住院率下降了8.5%，其中与事故、受伤和心理健康诊断相关的患者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这对经济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担心该项目可能会让人们放弃工作，而Forget发现就业率在这一试验期间保持不变。现在，若干国家UBI的支持者们正试图在早期研究之上继续前进，他们在进行相关试验，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给UBI一个机会。肯尼亚试验诞生自GiveDirectly慈善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展的小规模试验。从2009年开始，该机构设法通过相对较少的现金转账缓解贫困。
这些相对短期和较少的资金输入在相关试验点取得了涟漪效应。在津巴布韦的一项试验中，1年间的转账提高了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就学率。但因为这些资金是短期的，且额度过小不能覆盖生活收入，它们并非成熟的UBI试验。但这些早期工作却让该机构产生了开展UBI试验的想法，该机构共同创始人兼理事长Michael Faye说。
由于该试验时间很长，且成本更高，Suri帮其设计了4个不同的分组，以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组向80个村子的每个成年人连续两年每月提供2250肯尼亚先令。第二组为连续12年每月提供同样数量的现金。第三组总共提供505美元，这相当于当地人两年的基本收入，这些钱前后间隔两个月分两次划拨。第四组则作为对照组不发放任何资金。
“我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UBI之间进行赛马。”Suri说。2016年开始的其中一个试点项目的参与者对该项目的前景充满热情。“这让我相信可以承诺并有能力为我的孩子支付学费，我也有信心攒钱来改善我的生意。”该项目参与者Jael说。在芬兰进行的一个UBI项目则在挣扎中前行。之所以开展该项目，是因为有担忧认为该国复杂的失业金系统会阻碍一些人返回全职工作岗位，因为那样会减少他们获得的支持。
2016年3月，政府福利机构Kela与一家名为Tank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合作宣布启动一项UBI试验，它将向该国接受失业金的2000名成年人每月支付560欧元。这些额外的收入将不会像通常的失业金那样收取同样的税，而且在为期两年的试验中也不需要被资助者积极地找工作。而且如果他们找到了工作也不会失去这笔UBI收入。
尽管全球媒体最初在为该项目摇旗呐喊，随后的大众观点仍对这项达2000万欧元的项目猛烈抨击。因为这些每月拨款完全不能覆盖一名成年人的基本生活开销，该试验仅针对当时的失业者，而且它没有足够的参照组群体。因此，今年4月，芬兰议会拒绝了Kela进行另外1年资助的请求，反而对开展其他福利项目表示支持。
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加入了UBI的行列。其试验从去年底开始，征集了该省范围内的4000多名参试者。当旁观者在观望这些试验的走向时，相关研究人员需要明确定义什么是“成功”或“失败”。考虑到UBI的一些影响需要5年到10年才能被感知到，旁观者或许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现成的金钱目前，所有这些试验的结果还远未明朗，这不仅仅因为目前最雄心勃勃的肯尼亚项目才刚刚开始。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关于UBI项目成本和收益的数据，比如这些计划是否会减少医疗健康方面的开支。Martinelli认为，这些数据或将表明其成本过高而无法生效。
“只有一个负担得起的UBI项目是不够的，而一个成熟的UBI系统是负担不起的。”他说。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Damon Jones说，即便这些试验明显成功也不能证明UBI在实践中会发挥作用。因为它们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它们并不能提供有关政府能否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项目或公民是否愿意支付更多税来资助该项目的信息。
不过，Jones警告称，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开展UBI试验，或者它们只会产生毫无意义的数据，它只是意味着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试验也会存在限制。无论其结果如何，这些试验将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能够发现这一过程中的潜在问题，从而帮助研究人员细化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希望了解的一些问题的答案。
如果这些试验成功了，专家认为，“那么这个想法将不会再是社会政策中的局外者，而是小规模的奇迹”。对于肯尼亚试验的参与者来说，这种奇迹已经到来。知道GiveDirectly将会连续十多年每个月向他们的账户中打钱，已经让一些参试者开始扭转他们如何使用这些钱的思考方式。每条信息提示都意味着他们投资个人生活或是生意的机会，而且他们还可以有保障地把食物端上餐桌。他们说，这些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