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被性侵的经历，几天之内，数百万人披露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随后，#MeToo的运动开始席卷全球。MeToo翻译过来就是“我也是”，鼓励被骚扰者勇敢站出来，说出自己曾经遭遇的性骚扰、性侵犯，揭示性骚扰在社会中如此广泛却被漠视。
在中国，从今年1月起，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受害者站出来披露自己被性骚扰的遭遇，北航的陈小武、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张鹏被控性骚扰或性侵犯。最近一周，随着多名公益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教授被控性骚扰或性侵犯，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性骚扰运动终于在中国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媒体人章文，他被控性侵犯一名女性，并被包括《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在内的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MeToo运动的本质在于平权，主要强调的是一个社会背景下公民对于性别平等的意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舒晓灵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程度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支持两性平等的观念。即便是中国的女性已经身处各行各业的各个岗位，中国的两性平等观念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舒晓灵正在做的这个研究叫“全球性别意识的分类和分布”，主要考察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经济独立程度和妇女劳动力参与对“性别平等”和“女性在工作、家庭中的双重角色”两个观念的影响。在性别平等这一观念上，她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当工作稀缺时，男性是否更应该获得工作；男性是否比女性更适合做政治领袖；大学教育是否对男性比女性更重要。
而在双重角色上的观念上，她主要考察的问题是，工作的母亲是否仍然可以与子女建立亲密安全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否可以为家庭创造收入。
通过对47个国家从1995年到2003年的数据分析，舒晓灵发现，经济发展促进性别平等观念但减弱对女性双重角色的支持。她另外发现，经济独立这个变量能够支持妇女承担家庭-工作的双重角色，但对性别平等观念无促进作用。经济独立这个变量主要由个人收入主要来源和国家对于产假的规定来定义。舒晓灵还发现，妇女的劳动力参与促进两种进步的性别观念。
在对这47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类时，舒晓灵发现，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稍低，女性承担着很大一部分生产力，也有不错的产假福利，但两性的平等观念却很匮乏。生育上，中国仍然面临“重男轻女”的习俗；在学校，老师仍然会说男孩子更聪明更有后劲；在职场，男性的晋升机会仍然多于女性；性侵事件中的受害者明明是女性，仍然会有人将犯罪归为“天性”，将受害者归为“不检点”。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将妇女纳入劳动力和社会化劳动来促进性别平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8%，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美国约59%，德国约52%，日本约48%，印度约29%）。“如果没有高劳动参与率，平等的观念会更低。” 舒晓灵告诉《知识分子》。
她指出，这也与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在北欧、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女性已经拥有良好的平权意识，保障了她们拥有教育权、选举权、生育权等。这也可用来解释#MeToo等平权运动为何在经济发达国家率先发起。
注：舒晓灵教授的新研究还未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