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强奸等性侵害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涉及的当事人有“资深媒体人”，也有“知名公益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于发声，然而如下的疑问依旧徘徊在很多人心里：舆论一遍遍地谴责批判，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为什么剧情总是惊人相似？社交小圈子里的性侵者为何为彼此站台？
以下文字将着重呈现：施暴者为自己开脱的一些理由；这些看似合理、其实站不住脚的说法，如何进而为无数后继者提供施暴前的心理安慰；更重要的，这一恶劣的现实，有解吗？
“面对性感暴露的女性，好男人也把持不住”？关于男性为何对女性实施性侵害，有一个经久不息的迷思：这是因为男人“精虫上脑”而失控。如果一个性压抑的男性面对一个无防备的女性，那么他就会“失控”，仿佛洪水冲垮了大坝。
这个观点是如此合乎常识，如此吻合人们对男性性存在的日常理解，直到20世纪中叶都还是几乎所有人公认的真理。不幸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它是错的。所有的实证结果都明确地不支持这一点。第二，它为谴责受害者大开方便之门。
从60年代开始，当研究者试图为这个观点寻求证据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强奸犯的睾酮并不比普通人水平更高，也并不比普通人更加遭受性压抑。实际上，平均而言他们的非犯罪性伴侣甚至比其他男人更多。已婚的男性强奸犯，和自己妻子的性生活也没有比普通人更差。简而言之，所有事实都指明性压抑完全不能解释一个男人为什么成为强奸犯。
“强奸当然是犯罪，但我这不是强奸”？
强奸犯的一个特点是：大部分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而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会遭受惩罚。在他们看来，对女性实施性侵害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一项美国的研究项目指出，强奸犯们在非常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强奸女性的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描述了自己的受害者是多么放荡随便；他们在犯罪细节上说谎，以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暴力。
一些受访者承认他们知道自己做得不对，通常会努力展现出强烈的自我厌恶，并坚称犯罪完全不是他们平时会做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心理学家曾将注意力放在“隐藏强奸犯”的研究上，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令人震惊。有关被试大多是大学生，而这个群体竟然会向完全陌生的人承认自己的性犯罪，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只要“强奸犯”这个词没有出现在调查问卷中，那么在面对“你是否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与一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这类问题的时候，男性能很坦率地回答“是的”。
通常情况下，一个可能会强奸的人，只有当他相信他会被同伴所原谅、并且能够逃脱惩罚的时候，才会犯下罪行。似乎有数量巨大的男性达到了这个标准；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强奸犯都不仅不害怕惩罚，还美滋滋地浑然不知自己的行为就是犯罪。大多数强奸都是一种强奸文化的结果，它告诉男性，在许多情况下，强奸女性不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还相当安全。而支持着他们这一判断的，是一个默许性侵害、怀疑和谴责受害者的社会文化。
强奸是一种性犯罪，毫无疑问它和性相关，但它显然又不仅仅是被性驱动，也并不是在欲望的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强奸犯比其他男性更缺少同情心，更自我中心，更有操控欲，对女性态度更加负面。这些差异都是统计学显著，不过也谈不上非常大。认识到厌女症的混蛋更可能成为强奸犯，这固然比把每个男人都视为潜在强奸犯要好，但考虑到我们社会的面貌，这也谈不上多令人安心。
难道预防性犯罪和性侵害除了个人提高警惕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阻止未来伤害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去打破这一切。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种强奸文化，那么可以预见，不同国家中性暴力的发生率将有较大的差异，取决于该国家对性暴力的容忍度或惩罚强度。事实确实如此。
在美国有6%到14%的男性大学生承认强奸；《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的一项研究称，自我定义为强奸犯的男性在中国仅略低于23%，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60.7%。显然，男性能克制住性侵的冲动，只要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受到惩罚。
例如在历时12年的萨尔瓦多内战中，在战争早期，政府军的性暴力行为很普遍，而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于198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战争中没有一例由反政府军实施的性暴力报告；当美国以撤离援助来威胁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时，政府军士兵的强奸犯罪也大幅减少。所以结论很符合常识：强奸和其他犯罪一样，能够通过威慑来最有效地避免。
对于抢劫、纵火和诈骗，我们都知道惩罚不仅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预防。我们明白，如果杀人不受惩罚，那么这就不仅是一个私德问题，更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我们知道，要想减少身份盗窃，就必须让警方和检方加以重视，并且给他们充足的资金和训练，以成功对涉案者定罪。现在，该把同样的常识观点用在强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