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到“情报”二字的时候，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007”“克格勃”“中情局”“摩萨德”等。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情报活动，情报与间谍并非舶来品。史书《左传》中记载有“女艾谍浇”，即夏朝第六代王少康在复国的过程中使用间谍女艾刺探情报、战胜对手之事。《孙子兵法》中有《用间》篇，将间谍分成“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
在古代汉语中，“间”和“谍”都有刺探情报之意，但是“间”一般指小的窃密活动，“谍”则指大的窃密活动。《大戴礼记·千乘》
中有“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之说，意为透露了国中情报的，情节轻微的罪名定作“间”，情节严重的定作“谍”。“间谍”作为一个词，首次出现在兵书《六韬》中，指军队中负责收集情报的机构，而且机构内部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兵燹不断，各国之间的情报活动频繁。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军队中设立“候正”一职，管理“斥候”。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将“候正”解释为“军中主管侦探谍报者”。战国时期，间谍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中，“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正是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促成了赵括代替廉颇成为赵军主将，成为秦国战胜赵国的转折点。
秦汉作为大一统王朝，内政相对稳定，但是和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时有军事冲突。因此，这一时期谍报活动的活跃领域从军事转向外交，或者说从战术性情报工作转向战略性情报工作。两汉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游牧民族间利用间谍活动进行多方分化瓦解，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张骞、苏武、班超等出使西域的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报工作的基本社会功能趋于完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有组织的反间谍机构和活动。三国时期，吴国在边境设有“刺奸屯”，每屯有屯兵5人、贼曹（即屯长）1人。刺奸屯负责边境的反间谍活动和军事报警等任务，这是有史可考的我国最早的反间谍组织。二是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特务机构，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
隋唐之后，我国情报机构设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禁卫军中设置间谍组织。如隋朝的左右武候府和左右虞候开府均有“掌斥候，伺非常”的职能。北宋的皇城司、明朝的锦衣卫也都是在禁军中设立谍报组织的典型。
明代是我国情报组织最为发达的时期。除了锦衣卫之外，先后还存在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三个间谍机构。《明史·刑法志三》记载：“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势。”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恐臣民中有不满之言行，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京师设立东厂，以便镇压反对者。
清代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虽然没有设立公开的间谍特务机构，但康熙时设在江南的三织造署，实际上就是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站。江南三织造，指的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织造事宜。
综观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可见，情报工作的核心职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外到内的转变过程：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竞争性情报，转向对臣民进行政治控制的内政性情报；尤其是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对内进行政治控制更是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卷入现代国际关系之中，情报工作也开始按照国际规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