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蝙蝠，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正义的化身——黑暗骑士•蝙蝠侠。因为“蝠”谐音“福”，在我国民间有着很好的寓意，加之食虫类蝙蝠可消灭害虫，蝙蝠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都是个比较吉祥的象征。但在病毒学研究者的眼中，蝙蝠可是个“惹祸精”，它身上携带着许多可怕的病毒，比如令人谈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马尔堡病毒等等。
近期，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新加坡DUKE-NUS新发传染病研究所和美国生态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确定了2016-2017年造成广东仔猪场发生仔猪急性致死性腹泻的病原为一种蝙蝠来源的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顶尖期刊《自然》。
2016年10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广东清远一猪场：猪场主发现许多仔猪开始出现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时间一天天过去，形势越发失控，5日龄以下的仔猪死亡率竟高达90%。附近其他三个猪场随后也出现了疫情。截至2017年5月，死亡仔猪高达24693头，给猪场带来了巨大损失。
为了搞清楚引起这几起神秘死亡事件的原因，研究团队对病猪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疾病暴发期，所有已知能引起猪腹泻的相关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就是说，此次疫情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疾病引发的。通过进一步研究，科研人员发现，罪魁祸首是一种冠状病毒。
他们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冠状病毒，简称SADS冠状病毒（swine acute diarrhea syndrome coronavirus, SADS-CoV）。科研人员机敏地发现，感染致命猪病毒的猪场周围都有蝙蝠飞翔。
考虑到蝙蝠经常“作妖”，他们对SADS进行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结果发现SADS病毒与2007年香港大学首次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HKU2基因组序列高度相似，全长序列一致性达95%，但囊膜蛋白（S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一致性只有86%。这表明HKU2虽不是SADS冠状病毒的直接祖先，但两者在遗传进化上关系相近，暗示SAD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
科研人员随即2013-2016年在广东采集的591份蝙蝠样品进行了SADS冠状病毒特异性检测，结果发现共有58份结果为阳性，而阳性样品基本来自菊头蝠。其中一株在疫情猪场附近蝙蝠洞穴中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D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一致性高达98.48%，其S蛋白氨基酸序列一致性在98%以上。结果进一步表明引起这次仔猪腹泻疫情的SADS冠状病毒来源于蝙蝠HKU2相关冠状病毒的跨种传播。
那病毒是如何从蝙蝠传播给猪的呢？在开展病毒生物学特性等方面研究后，科研人员明确了这种致命的猪病毒来自于蝙蝠粪便的污染。早在2016年8月，SADS病毒就已经存在于猪场中。对研究病毒的学者来说，蝙蝠的地位十分特殊。蝙蝠是翼手目哺乳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 8800 万年，几乎和恐龙同时代。据报道，蝙蝠身上能携带超过 100 多种毒性极大、凶险无比的病毒，是真正的高致病性病毒“蓄水池”。
许多烈性传染病世界性或地区性大流行，都与蝙蝠脱不开关系。神奇的是，蝙蝠却能“百毒不侵”，看来它真是有“惹祸”的资本。为什么蝙蝠能做到携带病毒而不发病？科学家解释，作为唯一一类演化出真正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蝙蝠新陈代谢水平非常高，为了适应飞行而在进化中进行了适应性突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蝙蝠的天然免疫系统，这让它们携带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于是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蝙蝠成了上百种病毒的自然宿主。
此外，作为一种能够飞行的动物，蝙蝠可以四处周游，本身就具备了快速传播传染病的能力。蝙蝠是超大数量的群居动物，而且居住在阴暗潮湿的洞穴里，彼此之间很容易扩散病原体，形成野生的交叉感染环境，一旦某种病毒出现在一只蝙蝠身上，就会很快被更多蝙蝠携带。2016年，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报道了科学家发表在《美国博物》一篇研究。
科研人员发现，能在人类与蝙蝠体内共存的病毒非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是病毒跨物种传播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该地区一些地方跨物种传播病毒达到16种。根据他们绘制的驱动病毒跨物种传播的模型，科学家认为一个地区栖息的蝙蝠越多，病毒跨物种传播的风险就越大。可怕的是，非法捕猎和高人口密度也会扩大风险因素，为动物把疾病传播给人类制造更多机会。说到底，蝙蝠只是生态中的一环。
无论是“福星”还是“祸精”，都带了人类的主观色彩。但是，除了蝙蝠之外，其它野生动物也或多或少携带病毒，比如禽流感和艾滋病病毒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活动的勃兴，很多森林、树木被砍伐，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破坏，使得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增多，近年来由动物跨种传播到人类的新发传染病也不断爆发。因此，我们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远离野生动物。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注意保护野生动物及它们的栖息地，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健康生态，避免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