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是个神奇的国度。第一次去巴西是二十多年前，那是圣诞期间，巴西的夏天。那时大儿子还很小，老二还没出生，一家三口飞越赤道，到达累西腓（Recife，巴西伯尔南布科省的市）。我是应伯尔南布科大学Hildeberto Cabral教授之邀，访问一个月。我们是在晚上到达的。Cabral教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毕业的博士，著名数学家斯梅尔（Smale）的学生，他开车前往机场接我们一家。
累西腓是一个美丽的海湾城市，拥有一望无际的沙滩，曾经是欧美游客向往的地方。夜晚从机场去城里的公路畅通无阻，没有什么车子和行人。出了机场后遇到第一个红灯，Cabral没加理会，直接开了过去。第二个红灯亦是如此。对巴西人开车不守规矩早有所闻，我也没怎么太在意。等会儿遇到绿灯，Cabral却放慢速度，几乎停了下来，看左右无车，小心翼翼通过。
这下引起了我的好奇。难道巴西红绿灯是反的？绿灯停，红灯走？赶紧问Cabral是怎么回事儿，他回答说，巴西交通规则和其他地方无异，但大家都不太守规矩，所以闯红灯是正常现象。我接着问:“那为何绿灯时要停？”回说：“怕有人闯红灯。”我想了一下，感觉也很有道理，天下总是守规矩的人怕不守规矩的，好人总是怕流氓。
巴西人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对人也特别友好。我们住在海边的一个公寓，每晚在海风、浪声中入睡。儿子特别喜欢沙滩，每天和巴西小孩一起玩耍。他在美国没怎么晒太阳，刚到时肤色较白，很远就能认出。一个月后肤色和当地小孩一样，一身健康的棕色，在一堆小孩中再也分别不出。
儿子特别喜欢巴西的新鲜椰汁，每天在海滩上买一个椰子。那个时期巴西的通货膨胀近乎疯狂，平均每年1000%，商品价格每天上涨。刚去时椰子价格是一万巴币，一个月以后变成一万五千巴币。
巴西的众多城市，比如累西腓、里约热内卢等地，曾经是欧美国家广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可惜因为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治安问题，使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游客骤减，使巴西经济更受创伤。我自己和不少数学界朋友们在巴西都有过惊险经历。
南美的数学在我研究的动力系统方向一枝独秀，经常有大型国际会议，因此我也经常去参会或访问。一次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会议至今记忆犹新。主办方悉心安排，留下一个下午没有会议报告，让大家有机会出去看看。我和几个同事们一起去了举世闻名的Copacabana（科帕卡巴纳）沙滩散步。
从沙滩回来的时候已是傍晚，我和另外两位数学家Clark Robinson和John Smiley在一起，边走边聊。
走了一会儿，我和Clark隐约感觉到少了一人，转过身来一看，两巴西小伙子正在抢劫John Smiley。只见一人持刀顶着John，另一人在迅速搜寻John的口袋，瞬间完成了对John的抢劫，向我们冲来。刚好Clark离他们距离较近，持刀的小伙一把抓住他，尖刀在Clark的脸前闪闪发光。另外小伙也随即跟上，迅速从Clark口袋里搜出钱包等物。
这时我站在距离他们较远的地方，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冲我看了几眼，也许觉得我身上没啥东西，也许估计追不上我，咕嘟了几句葡萄牙语，决定放弃，随即消失在小巷子里。我赶紧上前看望Clark和John, 所幸他们身体都没受伤，只是情绪激动。John说没事儿，钱包里也没放多少钱。而Clark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满头直冒汗珠。我和John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五分钟后，Clark终于开口，说了句：“I’ve got to call my wife（我得给我太太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