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陪同电视台采访胡思得院士，他曾经与两弹元勋邓稼先亲密合作多年。采访很流畅，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在一起工作、学习的许多往事，他深情地讲述邓稼先怎么带着他念英文书、下馆子吃大餐、看京戏，谈话一直十分轻松愉快，直到记者问他要一张与邓稼先的合影。胡院士沉默了，他收敛了笑容，遗憾地呐呐道：没有，我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自己敬重的老师、兄长一起亲密无间地学习、工作、开会、出差，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即便是在核武器研制部门这样的保密单位，也是十分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我理解。不仅是因为他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更因为某种习惯。
但凡会议照相，他总是站在后排，哪怕后来当上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导者，每逢一些重要场合，比如中央领导来视察，他往往溜到旁边去，把中间的醒目位置让给其他年高德劭的科学家，以至于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笑容满面的他只露出半张脸。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好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的“通识”，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坚定地夯实在沉默而隐秘的暗处，此所谓基石的担当。
大国重器的铸造历程中有许多五味杂陈的故事，但是五色五音的历史印记，一向稀缺。还有一位数学家，在长达七十年的研究时间里，影像资料稀少得令人纳罕，好不容易发现有一段会议新闻，调出来一看，却令人哭笑不得：当镜头摇到他这边时，他一直低头记笔记，如果不是熟悉这位数学家，很难认出那就是他。即便是邓稼先，在他辞世之前，中央决定要公开解密，也困窘于音视频资料太少。
仅存的那些照片、视频，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是充满了偏见啊。比如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制作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电影，这份珍贵的资料，在留存洁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同时，也留存下“文革”时期的政治风气，镜头对准的是中央领导、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少许的技术工人，大批为氢弹突破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专家却被“隐身”了。当然，我们理解，这种隐身并非故意出自于对科技工作者的歧视，更多的是局限于保密的严格要求。
当年没有留下照片和音像资料，这个缺憾如何弥补？办法是有的，虽然笨一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参与过“两弹”研制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决定绘制一幅巨型油画，重现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大家集智攻关的场景。大科学家们年轻时的照片很容易找到，老年时的照片也很容易找到，唯独中年时期参加核武器研究的没有。
解决办法是拿已有的照片做底版，再启动一大批老同志、亲历者来回忆，画家一点点地绘制，老同志一次次提意见，然后再一遍遍地修改，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绘制出一幅科学家群像。这张油画很成功，但凡看过的人，不用题注，都能辨识出画的是谁。
但据一位老同志说，最终绘制出来的科学家画像，和历史上的真实多少有些偏差——不是这些亲历者与画家沟通得不够，是观众习惯于大科学家们老年后参加社会活动的形象，为了求得更被认可的“真像”，画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如此说来，到底什么是真实？人们的情感需要寄托，印在脑海中的记忆是真实的吗？人们认可的但有所妥协的真实还是真实吗？
摄影摄像，一眼看去，明白清晰，可是经验却告诉我们，用好角度、光圈、滤镜，相同的景物就能呈现出不同的意境。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中，我们也经常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照片下挖掘出令人猝不及防的感动。有一张黑白照片，夜幕下，一个个窗口透出的灯光勾勒出隐约的四层办公楼的轮廓，这张照片单调得只有方块形的灯光与隐约的楼座线条，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幅标语。
但是只有亲历者才知道，五十多年前，在这幢普通的办公楼里，聚集着一群白手起家突破氢弹原理的科研工作者，照片里的灯光曾照耀过于敏、周光召、黄祖洽率队攻关的身影，当年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加班，以至于每天晚上劝大家回家休息竟成了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
长时间艰难却枯燥乏味的研究工作却没能留下有冲击力的画面，这张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缺乏影视剧创作需要的传奇，只有亲历者，每每看到这张“灯火辉煌”，才会血脉偾张，总会迅速沉浸到那段慷慨激昂的往事中。还有些迟迟无法题注的照片。有这么一张合影，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核武器事业领导者笑容满面地站成一排，照片下粗略题注为“摄于某一次试验成功之后”。
直到1999年，美国议员考克斯抛出一份报告，诬陷中国盗窃了美国的核技术，引发那些笑容的故事才被进一步披露出来——中国的中子弹早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试验成功了。或许，我们要感谢美国人，否则，核武器研制者的这一功勋可能还会被隐藏。甚至还有不被作者认领的照片。
摄影师侯艺兵追溯过一张模糊的黑白照，是几位年轻人的合影，某次重大试验唯一存世有参试人员的珍贵影像，摄影者本人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居然拍过这张照片了。照片上的年轻人已经是耄耋老者，五位照片上的主角一起回忆讲述当时的情形：在那次重要的试验中，保密制度多么严格，偷偷带进一架相机，匆忙间留下合影，然后彼此定下“攻守同盟”，绝不能让其他人知晓此事，于是，摄影者本人就把这段记忆给“删除”了！
如果不是当事者共同的讲述，这张照片的来历真要成谜了。科学研究是漫长而孤寂的过程。国防科研工作更是静默无声，朴素淡泊。留存不多的照片，快门一声“咔哒”，记录的大多是抑制不住的笑容，定格的仅仅是愉悦的胜利的那一瞬，只有当你轻轻掀开时光的面纱，才会惊觉隐藏其后的那些故事，容纳了多少的渴求、焦虑、激愤、坚韧。画面有多么纯粹，其后的故事就有多么曲折。回到开头的那个故事。
在邓稼先辞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后，众多的电视台和报纸纷至沓来，不同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向胡思得院士发出相同的追问：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终于有一天，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张灵堂的照片，国旗覆盖住老邓辛劳的躯体，胡院士垂头凝视自己敬重的师长，仿佛舍不得做最后的告别。这位年逾八十的老者眼中隐隐闪动着泪花：“这不能算是合影吧？可是我跟老邓……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
”我又一次听到，在黄钟大吕的间隙，一些轻柔的碎语低低掠过，稍纵即逝。